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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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许多人均属于血债累累、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重犯。
　　甲、乙级纳粹战犯犯下滔天重罪，自知难逃惩罚，因而千方百计地谋求保命的途径。早在1944年德国败局难免的趋势出现后，希姆莱及其副手卡尔·沃尔夫一伙即背着希特勒，妄图与西方单独媾和。但由于纳粹政权罪恶滔天，英美两国也不肯冒天下之大不违，与希特勒德国狼狈为奸，不能不严加拒绝。此后，不少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开始串联，谋图潜逃。事到如今，老谋深算并早已予做准备的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就成为数万名走投无路的纳粹要犯的舵手和大救星，如同当年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一般。在纳粹党上层决策集团中，鲍曼的政治噢觉之敏锐，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也不是他的对手。尽管由于希特勒的赏识和挑拨，他爬上了党中央秘书长、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的高位，成为除希特勒之外实权最大的人，他从内心并没有达到对元首盲从的地步。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初，虽然战果累累，三支大军分别进抵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时，他便冷静地预料到德国已走上一条自取灭亡、有去无回的绝路。与那个只有初中学历和下士军衔的元首相比，他更为崇拜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老宰相和老牌外交家俾斯麦。这位深谋远略的政治家曾一再指出，德国如果同时对英法和俄国开战，就必然会导致灭亡。然而，城府极深的鲍曼又深知功高震主的极端危害性，他在元首面前，总是一副必恭必敬、倾慕有加的神情，总是顺着元首的思路略加发挥，而极少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不过，鲍曼也决不肯为了追随元首而充当可悲的殉葬品。从1942年起，他就开始策划如何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并很快理出一条大思路：第一，要解决往哪里逃的问题。希特勒发动的这场目空一切、四面树敌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德国被敌国重重包围，全国沦为大战场的后果。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大战犯，在本国无疑难以藏身，在欧洲也站不住脚。亚洲、非洲、大洋州和北美洲，又苦于无根基；只有南美洲有希望。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把希特勒视做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其中的阿根廷，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四十年代之交，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有131　个纳粹组织和团体公开活动。1942年1　月，第三届里约热内卢拉丁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几乎所有成员国宣布同德国绝交甚至对德宣战，惟独阿根廷投了反对票。直至1945年3　月，纳粹德国的灭亡只是以天计算了，阿根廷才宣布与德国断交。鲍曼并不仅仅是把未来建立在估计上。他通过贴身的女秘书，极为秘密地调阅了南美各国的详尽档案资料，暗暗下定了决心。第二，确定出逃路线。对整个欧洲的交通地理相当熟悉的鲍曼，很快就制定了B　—B　（即从德国的不来梅到意大利东海岸港口巴里）秘密交通线的计划。第三是在B　一B　交通线沿途设立联络站，并派遣可靠的人选来实施，这一问题需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但物色人选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是出逃人员所必需携带的大量资金。这个间题在当时还找不出可靠的来源，姑且见机行事吧。
　　从1942年秋天起，一批批“特殊货物”由党卫军官兵押送，不断地运进纳粹德国的中央银行，每一件货物的包装箱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不过，对于这批特殊货物中的大部分而言，纳粹德国的国家金库并不是它们的终极归宿，而只是一个转运站。夜幕一落，党卫军官兵又一次将货物装上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派出重兵护送，由柏林驶向西南，到达德法边境后，再以东北一西南方向的对角线穿越法国，目的地是西班牙的港口加迪斯。货物一进港，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党卫军将军威廉·法乌佩尔领导的特工总部就派人前来接应，把货物装上直接由党卫军调遣的潜艇，跨越大西洋，直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240多公里外的偏僻港口詹勃罗伯恩，这才是鲍曼指定的终点。这种秘密的潜艇运输一直进行到1945年夏天才被迫终止。
　　然后，再经过阿根廷国籍的德国人组织的秘密间谍组织——火地岛辛迪加，把特殊货物中的高档日用品运到当地德国移民的大地主庄园廉价拍卖，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则使用当地为纳粹德国服务的著名女演员爱娃·杜阿登的个人名义，存人阿根廷的四家大银行。其中仅阿莱曼银行一家，到1944年初为止，已存入价值1。15亿比索的金银细软。火地岛辛迪加还将已兑换成近10亿比索的资金投资到175　个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1944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331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98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这笔集中营被害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始终认为，这批巨额财富，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因而，纳粹德国倾覆后，他只带领着极少数亲信，向这一带转移，企图利用这批财富重振雄风。比起鲍曼，希姆莱到底棋逊一筹。
　　日历翻到1943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8　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转危为安。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出逃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的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出逃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40公里就设有一个中转站。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此时，筹措巨额资金问题已成为纳粹战犯大逃亡的当务之急。这一项工作，鲍曼深知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否则那些工。商业巨头，是很难为党卫军弟兄们的安危慷慨解囊的。因此，鲍曼于1944年7　—8　月两次打着元首的旗号亲自出面，召集了所有能动员到的已加入纳粹党的大亨和大款，到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酒店开会。鲍曼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时而大讲一旦苏联红军攻人德国，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和共产共妻的野蛮政策，还不失时机地掏出一张张苏军处决或押送德国人的照片；时而又话峰一转，高谈党卫军分子如何忠诚不二、无私奉献，身手不凡，足以充当大亨大款们的可靠保护者；远的不表，就说去年吧，党卫军骨干斯科尔兹内神兵天降，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萨索山顶峰上杀出重围，奇迹般地救走墨索里尼就是明证。最后，鲍曼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可怜神态，泣不成声地呼吁：“我们的党卫军弟兄在奋斗，在流血，可是他们不仅缺乏汽车和电话，而且连必要的给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而一旦他们因饥寒交迫或负伤被俘，就会被当做战犯毫不留情地绞死，而不是像国防军那样得到战俘的待遇。这个问题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们为维护大德意志的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诸位的切身利益，为维护德意志民族须臾不可缺或的生存空间，为灭绝德意志民族的死敌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奋战吗？每一个有良心的雅利安人，每一个够格的党员，难道能置之不理、坐视不救吗？……”鲍曼话犹未了，一片热烈的响应声已然纷至沓来：“没说的，我们出60万马克”，“我们蒂森集团出150　万”，“我们再紧张也要捐100　万”……。惟有一位北方轻工集团的代表不为所动，他平静中不乏讽讥地话问：“秘书长先生，党卫军弟兄们的确不容易，但是元首总不能让他们忍饥受饿吧。我听不少人都说，集中营里那些犹太人的黄金和财产不是都交给党卫军了吗？”“这位仁兄，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超级玩笑。请看，这是中央保安总局将集中营犹太人财产上缴国库的全部收讫单”。早就料到会有人咬岔的鲍曼，半月前就安排特工人员精心制作了数百张“收讫单”，现在他一下子全甩到桌面上，“哪位要是对党卫军还有疑问，尽可以到元首那里去告发。”秘书长大人真的动了怒，顿时把到会者全部摆平了。这一天，鲍曼的收获远在1000万马克之上。
　　在鲍曼一伙的精心策划下，内部的四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瓦尔特·罗夫又取得了梵蒂冈一些教士和一批同情纳粹的国内外居民的支持。其中，发挥作用最为显著的是自称“矢志不渝的纳粹分子”的克罗地亚教授德拉加诺维奇。于是，他们组建了组织严密、财力充裕、拥有武装的“蜘蛛”、“奥德萨”等秘密团体，开辟了以不来梅为起点，经过奥地利、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纳德乌斯小道，下山后再经波河平原，直至意大利东海岸大港巴里的秘密通道，专事将漏网的纳粹骨于隐蔽地送上海轮，逃到同情第三帝国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潜藏起来。越境并不是一个重大的困难问题，防守德奥边境的美国驻军戒备疏松，漏洞比比皆是；况且，美军当中有些人见利忘义，没有证件只要肯递上一大笔钱，照样可以放行。至于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地势更其起伏多变，但羊肠小道也不少，只要有个熟悉地形的向导，尽可以绕越哨所。
　　总之，B　—B　航线这一途径大概使上万名战犯逃脱了惩罚；其中包括甲级战犯、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秘密警察驻法国里昂的头子克劳斯·巴比，里加屠夫罗施曼和赫伯特·库克斯，毒气车的发明者瓦尔特·劳夫，大屠杀前线总指挥艾希曼及副手阿洛伊斯·布鲁纳等。奥德萨建立的第二条秘密航线是由德国出发经奥地利到意大利，再乘船前往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第三条秘密航线的发端自然也是德国，经过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南部再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西班牙，最终遁人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庇护之中。此外，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自发地流窜到澳大利亚；另有不少于万人的大批纳粹分子，乘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人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入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以“恐怖的伊万”闻名几个纳粹灭绝营的乌克兰籍战犯伊万·德米扬尤克就是此时潜人美国的。1988年前后，他的罪行被媒体暴光，很快被以色列政府引渡回去受审，并判处极刑。
　　这里应当交代一下曾在《奥德萨档案》等记实小说中被描写得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奥德萨与乌克兰黑海沿岸的工业重镇敖德萨之间毫无关联，它是德语“前党卫军人员组织”的缩写（ODESSA）中文音译。该组织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规模达到过数千人。其精神领袖是马丁·鲍曼，主持日常事物的核心人物则是前党卫军上校弗兰茨·略斯特尔。此人上窜下跳，交际极广，且机警过人，心毒手狠。战后，他逃到叙利亚，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叙利亚公民；他自己也使用了哈达德·赛伊德的这个典型的阿拉伯人名字。至于奥德萨的最高指挥所则飘忽不定，最早设在慕尼黑，以后在一度改在斯图加特，又设在汉堡，还曾选择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德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际性。其上层领导集团中，既有纳粹德国时代的党卫军上校帕乌利·豪谢尔、党卫军上尉弗朗茨·施佩格莱、纳粹党某省党部首脑哈特曼·劳特巴赫，又有意大利新法西斯组织的头脑皮纳特利公爵、阿尔米兰特、米罗杜莱以及达利耶茨。
　　奥德萨除去建立B　—B　航线外，其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为逃亡的纳粹战犯提供合法证件，以对付盟国执法人员和其他反法西斯势力的追查。这个任务其实早就由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于帝国垮台前夕，向临危授命的第六局军事处处长、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下达了。不料，半个多月后的1945年5　月15日，该处长即成为美军的俘虏，直至1948年7　月才越狱成功。不过，奥德萨内部人才济济，当年中央保安总局专门负责制造外国货币和假证件的机构（代号为近卫军）负责人弗里德里希·施维德少校就是奥德萨的早期成员。国际情报组织公认，他们制造的各种假证件确实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自然不会放弃大显身手的机会。
　　第三节　驻德美军占领当局是庇护纳粹战犯财始作俑者
　　美国军方蓄意庇护纳粹战犯的态度在1946年下半年已露端倪。当年，继宣布无罪释放首要战犯沙赫特等人后，美军控制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对汉斯·弗里茨彻等重要战犯宣布无罪释放。弗里茨彻的官职和地位虽非最重量级，但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恶劣，罪行严重。二战期间，他曾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务主任兼国内出版司司长，后又担任广播司司长。他是1933年5　月加入纳粹党的老党员，曾负责实施全国报刊向纳粹主义接轨的“一体化”，使全国的报刊种类由纳粹党执政前夕的4700多种锐减到1944年的970　多种；并主持在全国和所有被占领区内的广播电台中连篇累牍地吹捧希特勒“超凡的历史作用”，宣扬纳粹的侵略战争政策。1947年，驻德美军当局的做法就更加露骨：在“特别行动队案件”中被判处极刑的15名双手沾满和平居民鲜血的主犯，最终只有2　人执行死刑；其余13人均被美军当局改判终身监禁及更轻的惩罚，有些人并获准保释出狱。
　　1947年10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罗吉奥诺夫在联合国大会第102　次全会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军驻德当局违背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所做的承诺，拒绝向苏联政府移交1000多名二战期间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严重罪行的纳粹战犯；其中包括1941年9　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的主犯之一弗罗斯托夫斯基、在劳城秘密警察营杀害了20多万名苏联公民的主犯之一雅诺夫斯基以及一名参与制造杀害28000　多名犹太居民的维尼查惨案的告密者c　而上述行径是明显违反联合国大会1946年2　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