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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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用作进行毒气坏疽和骨骼移植试验对象的74名波兰女抵抗战士之一，这些妇女在试验手术中大腿被深深地剖开后，又被充填进玻璃碴、木屑和糜烂性毒剂一芥子气。其中一些人的腿骨被整个截除掉，移植到其他妇女的腿上。经过上述试验的妇女，有5 人死于手术，6 人手术后被枪杀，其余的63人尽管活下来，但也导致终身残废，其中一些人在战后不久因手术后遗症而死去。施莱伊贝格是美国实施的“纸夹计划”行动中所涉及的最大的纳粹战犯之一。面对数不胜数的指控施莱伊贝格犯有反犹太人和其他集中营囚犯罪行的证据，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和空军官员表现出蔑视美国法律的冷漠态度，完全缺乏道德方面应有的重视，以致“纸夹计划”被舆论界烦扰了几十年。上述冷漠态度的突出例证之一是当时任美国空军外科总监的阿姆斯特朗将军，他竟然信口雄黄地对一批美国军医称：“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施莱伊贝格战时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他与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还记得，正是同一位阿姆斯特朗将军，他在担任德克萨斯航空医学机构负责人期间，先是庇护了纽伦堡法庭的被告斯特鲁格霍尔德，既而又起用纽伦堡审判的另一个战犯康拉德·色弗尔。
1952年2 月，五角大楼由于施莱伊贝格的劣迹被新闻媒介披露而遭到舆论界的围攻。主管空军的国务秘书托马斯·芬莱特尔最终向美国公众宣告：他已经命令空军将施莱伊贝格从职员名单中除名，空军将不准继续雇佣他。“他还宣布施莱伊贝格将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中直到他在未来几周内被驱逐出美国。然而，美国空军并不曾驱逐施莱伊贝格，他的纸夹合同继续有效。而且，当他的合同期满之时，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主任本杰明·海克梅耶尔大笔一挥，又签发了准许他参加该单位所辖的另一个项目”63计划“的短期合同。此外，施莱伊贝格也并没有被军事管制，而是躲藏到加利弗尼亚州他的女儿家中。尽管芬莱特尔宣称：施莱伊贝格将很快离开美国，但没有一个官员被告知应对他采取何种措施。出于对施莱伊贝格可能被苏联人绑架的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阻止了将他遣送回德国的计划。朗多尔夫基地的最高领导奥迪斯·本森将军甚至试图送他到一家学院任教。他对许多大学的主管人员称，施莱伊贝格不过是一个有组织的排斥有犹太人血统的医务人员的运动的牺牲者，请求他们收留他。直到施莱伊贝格告诉美国空军当局，他打算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他的另一个女儿在那里居住。1952年2 月12日，美军有关负责人委托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主任海克梅耶尔·沃尔什将军帮助施莱伊贝格寻找一个工作岗位，使他有可能在阿根廷重新定居。就在当天，沃尔什即开始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奔忙，直到施莱伊贝格在阿根廷定居的手续全部办妥，美国军方这才算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后，施莱伊贝格在阿根廷。冶然自得安度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人来打扰他。
第六节 放手使用纳粹战犯，将其推上反苏第一线
为了对抗同样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装备的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美国积极唆使和支持法国总理提出的组建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力图把前纳粹武装力量名正言顺地变为西德国防军，使其充当对抗苏联军事集团的骨干力量。为此，驻德美军当局开托、释放了大批纳粹军队中的战争罪犯。
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前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东方处处长盖伦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纳粹高级将领汉斯·斯派达尔（曾任纳粹德军驻法国部队参谋长，是隆美尔元帅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纳粹武装力量大本营作战处长，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要职；纳粹坦克部队中将路德维希·克吕维尔被美军内定为西德国防军总司令；纳粹海军上将赫尔穆特·海耶与弗里德里希·卢格，则被美军占领当局委以制定在北海和波罗地海同苏联东欧国家作战计划的重任；希特勒时代的海军中将勃格尔，则被美军当局内定为西德海军总司令的最佳人选；纳粹空军将领艾森霍威尔。查伊德曼、曼施泰因和驱逐机王牌驾驶员阿道夫中将，依照美军占领当局的指令重建德国空军；至于西德国防军的4 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美军占领当局决定全部由纳粹将领担任，即冯·曼托菲尔、冯·施威林、迪特洛弗森和冯·斯文宾伯格。1953年2 月，西德国防军成立了遴选委员会，负责透选未来的各级军官。其主席不是别人，而是前纳粹陆军人事局长（后又升任兵团副司令官）孔岑。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对和平居民与战俘犯下残暴罪行的纳粹空降兵将领施图登特，也奉命出任前伞兵联盟二主席之一；曾在柏林战役中被希特勒寄以厚望的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官文克，受命赴阿根廷招募前纳粹将领、军官和党卫军军官回国服役；前纳粹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被美军驻德总司令部战史局招聘，并兼管情报工作。曾在纳粹德军总参谋部担任过要职的冯·波宁、冯·基尔曼塞格、乌尔利希·德·密兹埃尔这三位陆军L 校，被美方安插在西德陆军部，负责研究未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等核心机密问题。类似他们这样的前纳粹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在西德陆军部当中多达七八百人，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希特勒参谋本部作战处长勃兰特将军领导下，在西德卡塞尔成立了德国军官团。在50年代前期，指挥西德边防警察的主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军事情报首脑之一格哈德·马斯基；在西德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边防警察首脑中，除东部外，全部是前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他们是汉斯·布隆、格尔贝尔特·希捷和安东·格拉塞。
在美军管制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下，西德政府于50年代初期向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派遣了多达7 百人的非正式军事使节团，其中的纳粹战犯至少包括2 百人，例如前纳粹陆军将领赫尔穆特·冯·法尔姆巴赫、蒙采尔，炮兵将领尤利乌斯·布劳恩，党卫军将领卡茨曼等，以及费歇尔上校等几十名党卫军校级军官。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挥国防军的将军们绝大部分均为希特勒军队中的上校以上军官，其中45人的军衔已经达到将军。西德的将领中有 70 ％曾在希特勒德军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当时有7 名西德国防军的将军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第七节 法国等西方盟国紧步美国后尘
二战结束后多年，世人似乎觉得法国政府包庇纳粹战犯的问题不很明显。其实，这也只是表象而已，法国与英美的做法，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关系。正是依照50年代初期法国总理提出的欧洲军计划，法国同德国“化敌为友”，进而将一批批死有余辜的纳粹战犯减刑甚至干脆释放。这个进程大致从1954年就开始付诸实践。只不过整个西欧都在因“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谈虎色变，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早已偏离了追捕纳粹战犯，所以直到很久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才回过头来追溯当时的法国政府庇护纳粹战犯的问题。1983年4 月5 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署名文章《法国特工部门曾起用过去的纳粹分子》。它披露：“法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在二战后起用了熟悉情况的前纳粹分子，这些人过去曾是第三帝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多数是在1945年以后在战俘营内发现的。对前纳粹分子的招募，是以反间谍机关缴获的德国特工档案以及前线军事侦察部门收集的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该项工作是由1944年11月成立的研究与调查总部（现今法国对外安全总部的前身）的人员实施。一些法国特工也承认，招募对象主要是曾在以下两个部门工作过的纳粹分子：二、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国外情报局）。它有2 个科负责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2 、中央保安总局谍报局（原属总参谋部，”七·二零“事件以后并入中央保安总局）。二战一结束，法国秘密情报机关立即着手招募了近百名前纳粹情报官员，目的在于恢复或新建必要的情报来源体系。法国特工们企图通过这些纳粹分子作为中介，以便同这些人昔日物色的谍报员和特情网挂上钩。当时，纳粹德国情报部门二战前和战争中在东欧各国建立并已使用过的谍报员和特情人员大部分尚未被苏联驻军发现。”布尔什维克的急剧扩张“，使法国同昔日的仇敌德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法国政府还秘密地从德国招募了V —2 火箭技术小组的重要成员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总统的空间计划的基础。
法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塞，在他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的信中讨好地说，“在对待纳粹战犯方面，我使用了1500次赦免权。”1951年6 月，法国当局从狱中提前释放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贝伦加特·兰凯，他曾任纳粹德军伞兵部队的将领，后又担任驻法国布列斯特要塞司令。他的罪行是野蛮地迫害和侮辱法国和平居民。1954年更加出格的事情令国民大惑不解，法国司法机关又悍然释放了两名为举国上下切齿痛恨的顶尖级刽子手、盖世太保驻法国总头目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一大批原来已被判处死刑的重要纳粹战犯。
澳大利亚也曾存在这方面的劣迹：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的乌斯塔什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早就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通缉甚至缺席判处死刑。据1999年8 月16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946—1951年期间，在政府明令禁止德国人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那段时期，出于英国1945年9 月18日的要求，竟有至少127 名德国科学家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以防他们为苏联争取。其中31人是纳粹党员，12人属于纳粹其他组织，10人曾在为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毒气的化工企业中担任职员，6 人是党卫军成员。在这批科学家当中，有7 人曾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做为战犯加以通缉。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参与当时极为机密的火箭研制计划。在当时，澳国家安全机关曾极力反对这项计划，但执政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此外，澳大利亚也多次对抓获的纳粹战犯实施重罪轻判：1953年2 月，澳大利亚法庭对纳粹战犯布赫马埃尔宣判无罪释放。事实上，该犯曾直接参与对波兰拉当集中营内囚犯的屠杀，使该集中营的3 万名囚犯仅剩下5000名得以生还。该法庭对设在荷兰安亨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弗兰茨·多宁格尔也只判处2 年半徒刑。而他在该集中营任职3 个月期间，曾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囚犯。直至20世纪末，维森塔尔中心还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了46名现在仍生活在该国的证据确凿的纳粹战犯名单。与美国的做法稍微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罗纳粹科学家的计划名为“火柴盒”计划。
5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各国也出现了一股化敌为友、姑息纳粹战犯的潮流：1951年10月，英国占领当局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释放了前纳粹德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他原本因为屠杀意大利和平居民和其他严重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军方还庇护了另一名恶贯满盈的乙级战犯亨利希·罗杰。他曾担任纳粹德国的什勒苏益格—荷尔什泰因州州长，后又担任“奥斯特兰”（即今白俄罗斯及波罗地海三国）帝国专员。他不仅领导了对该地区残酷的经济掠夺，而且下令屠杀了数万名和平居民；仅在拉托维亚，经他授意杀害的苏军战俘即达5 万人以上。党卫军中将、卢卑克警察局长施莱德尔本是一名重要战犯。在英军当局的蓄意庇护下，他不仅在整肃纳粹分子的运动中顺利过关，而且被列入领取津贴人员的名单。被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委任为什—荷州副州长的瓦尔德马尔·克拉夫特，也是一名犯有重罪的党卫军战犯。
比利时政府则提前释放了前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驻该国的首领康斯坦丁·卡纳里斯。他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20年监禁。不久，被提前释放的还有前纳粹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最高军政长官法肯豪森。他被认为是纳粹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判处12年徒刑；结果只关押了3 年多即获释。纳粹德军驻在比利时的军事管理局长雷德尔，曾因重罪被比利时法庭判处12年苦役。结果不仅提前获释，而且得到比利时政府30万比利时法郎的补偿。
1952年2 月，希腊政府则赦免了前纳粹将领安德列，他因犯有战争罪被希腊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952年 7月，丹麦政府宣布释放前盖世太保驻丹麦的最高首领卡尔·亨斯·霍夫曼。本来，因为他拷打、流放和杀害丹麦人民，丹麦政府曾认为他是必须严厉惩办的纳粹战犯。
加拿大政府也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将被加拿大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重要乙级战犯、屠杀东欧国家人民的著名刽子手库尔特·梅耶尔秘密释放回西德；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还准备安排他在拟议中的“欧洲军”中担任要职。
苏联政府是审判纳粹战犯的创始国，在1955年之前，其审判纳粹战犯的态度是坚决严厉的。从1945年至1949年底，已将45000 多个纳粹战犯审判并惩处，其中三分之一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1955年下半年，苏联也开始同西德政府搞缓和，放弃了坚持多年的“苏联政府早已将全部在押的德国战俘释放，现在关押的只剩下战犯”的立场，将一批原来已经判处重刑的9626名乙、丙级战犯作为因特殊原因滞留的战俘释放回西德或民德；其中竟包括纳粹陆军总司令菲迪南德·朔尔纳和名声狼籍的纳粹杀人医生卡尔·克劳贝格。前者对侵犯波兰、希腊和苏联负有重要责任；后者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专事绝育新方法试验，致使上千名女国致病、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死去，民愤极大，苏联法院原本判处他25年监禁，许多受害者是准备看他身葬异乡下场的。另一个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25年监禁的重犯奥斯瓦尔特·卡杜克，也于次年被释放回西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和另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勃格尔，被囚犯们称做“魔鬼中的魔鬼”，人人见了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种又一种酷刑，对那些略有小错或是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囚犯横加拷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再打。除非发生奇迹，不把人折腾到死，他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但是，苏联政府对于本国的纳粹战犯，还是认真追查、从严惩处的。自1943年至1955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第八节 阿报廷等拉美国家——纳粹战犯的理想避难所
在阿根廷，庇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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