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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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轻轻一挥，几条人命，甚至几百条生命就没有了。难道他的亲笔签名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帕蓬虽则罪恶累累，却也精通权谋。还在1943年下半年，噢觉灵敏的帕蓬就已经觉察出欧洲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大变化。他感到如果死抱住纳粹德国这一条船不放，难免落得名败身裂的倒霉下场。只有左右逢源，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帕蓬白天还是大摇大摆地出人伪省政府，对德国主子必恭必敬；暗中，他却设法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在波尔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若干价值并不太高的情报，秘密释放了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抵抗战士。如此，帕蓬捞取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员的身份，从而为自己在战后继续占领政治舞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44年8 月，伴随着自由法国的部队开进巴黎，帕蓬也摇身一变，从伪政权高官转变为抵抗战士的一员。当时，百业待兴的法国急需各种管理人才；帕蓬年龄只有34岁，而且精明强干，才华出众。这使得他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被新政权委以重任。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间，帕蓬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巴黎市警察局长，到市长，再到国家司法部要员，最后直当上法国国会议员，继而被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委任为内阁预算部长，达到权力的顶峰。
1981年，对帕蓬而言是命运发生急剧逆转的开端。就在德斯坦开始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帕蓬又荣幸地被总统选为财政部长的时候，帕蓬的政治掘墓人已经破土挥锨了。正当帕蓬为自己再任高位而暗自庆幸之时，波尔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歇尔·伯杰斯也获得突破性的意外发现：他和一位同事在波尔多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不经意地从50摞被绳索捆绑的卷宗中随意抽出了一张，结果却发现自己手中的这份资料竟是一份有关波尔多地方当局在1942年7 月至10月驱逐犹太人的文件。文件落款处的签名不是别人，而是当今的财政部长莫里斯·帕蓬。这是揭开帕蓬的庐山真面目的起点。与此同时，另一位波尔多人也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对帕蓬暗中进行着调查。他是犹太人米歇尔·斯利汀斯基，一个深受帕蓬之害的犹太人：他父亲本是一位乌克兰犹太人，后来定居波尔多，并开了一家皮货店。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父亲竟遭到杀身之祸。他毕生也不会忘记1942年10月的那一个晚上：两名维希政权的伪警察，不容分说地破门而人，抓走了他的父亲和妹妹，自己则是因为机智地逃脱，才幸免于难。但是，他从此再未能见到慈祥的父亲，他的骨灰已经化做纳粹集中营的灰土。法国刚一光复，斯利汀斯基就挺身而出，着手状告助纣为虐的帕蓬，要求将他绳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
第三节 史海探微，密勒之迷即将揭开
时至21世纪之初，几乎所有的乙级纳粹战犯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少也被四大盟国和战争受害国查获到一定线索。然而也有一个罕见的例外，那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海因利希·密勒。
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和所有被占领区，盖世太保都是一个令当地居民、德军官兵直至本系统以外的纳粹高官大员们谈虎色变至少是充满神秘感、畏惧感的字眼。它不仅伙同保安警察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抓进集中营和灭绝营，而且也是抵抗运动的心腹大患；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获朔尔兄妹领导的反法西斯秘密小组——“白玫瑰”，而且有能力把苏联“格鲁乌”在西欧各国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红色乐队”一网打尽；它打击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穿便衣的国内外反叛者，而且可以把包括隆美尔、贝克、维茨勒本三位德军元帅在内的数千名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抓捕归案。正因为如此，一位欧洲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在盖世太保全体成员中，至少有一半够得上纳粹战犯的资格。”
密勒并非一名老牌的纳粹党员，而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国刑事警察。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才栅栅来迟地跨进纳粹党的大门。他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德国登上显赫的高位，脐身纳粹党和国家的核心圈，当然是由于他对希特勒狼狗一般的忠诚，但更是因为他对付高智商敌手那种无可替代的才干与本领。这位服务于罪恶目标的极其出色的秘密警察总头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个盟国情报部门首当其冲的捕获对象。可是，当盟国军队冲进秘密警察总部的办公大楼之时，他早已缈无踪影；当追捕人员来到他的住宅时，遇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情景。盟军审讯了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其领导人的具体方位。久而久之，就连盟国执法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原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他或许还没等到战争结束，就投靠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为新主子效劳去了。
直到1987年，世界闻名的纳粹战犯追捕者西蒙·维森塔尔公布了当前执法人员最想弄清底细的10名纳粹战犯，密勒仍旧名列其间。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负责人埃弗拉伊姆·苏罗夫近年在耶路撒冷也曾表示：密勒的下落至今依然是“有关大屠杀施暴者的一个不解之谜”。
起初，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接受苏联和美国官方的记录：密勒已于1945年5 月1 日夜死于苏军的炮火。然而，1966年开棺验尸的结果表明，位在柏林市郊的密勒墓肯定是假的。里面躺着的并非党卫军将军密勒，而只是2 名名不见经传的党卫军士兵。那么，密勒究竟躲到哪里去了。美国二战史专家拉尔夫·皮肖维亚克首先发现了线索：他在为美国《历史》进行为期数月的专项调查中，在查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资料时，找到了美国军事情报机构CIC 的两张曾经高度涉密的索引卡片。这两张卡片毫不含糊地证明：二战结束之后，盖世太保的总头子密勒曾在美军设于图林根的伊尔默瑙和上巴发利亚的阿尔腾什塔特的拘留营呆过，他在那里接受了美军为期4 周的审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首席管理员乔治·沙卢证实说：“这些是真的。密勒曾经被捕。1946年1 月29日结案。”其二，1967年，曾经参加领导追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彼得·马尔金奉命在慕尼黑的博登湖附近监视密勒的儿子过生日时，发现有一名前纳粹军官走出家门。他跟踪这名德国军官一段时间。不久，马尔金不得不返回其隐蔽处；后来，他又被召回以色列。在“摩萨德”总部，马尔金看到了追捕对象密勒的照片，他马上确定他曾跟踪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正是密勒本人。但是，这名来访者再也未返回过博登湖畔。然而，活着的密勒究竟躲藏到哪里去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不少研究人员倾向于他已经置身于苏联阵营。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著作是前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国外反间谍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的《回忆录》。舒伦堡认为，密勒还在二战期间即已经投靠了苏联，他曾经向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机密情报。柏林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苏联官兵护送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一位前盖世太保的重要军官瓦尔特·霍特完全赞成舒伦堡的观点。十余名在1953年之后被苏联当局释放回国的德军战俘也不约而同地发誓说，他们先后在莫斯科亲眼看见密勒曾与一批苏联军官一道出现在红场的检阅台上。以后，不少作家、记者均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密勒生活在东柏林。布拉格和莫斯科的充足论据。
2001年4 月8 日，这是密勒追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天。就在这一大，德国ZDF 电视频道记者拉尔夫·皮尔科维克报道了一则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爆炸性新闻：二战结束后，密勒曾经成为美国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慎密和细心使得命运之神选中了皮氏。200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对135 页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有关密勒的战时秘密档案实行解密。然而数以百计的美国历史学家，却无人能够从中受到任何收益。而去年年初，当皮尔科维克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为制作一部有关二战人物的电视片寻求素材时，却能通过逐字阅读发现了3 张至关重要的小纸片。在这3 张记录卡的背面，有美国国家档案馆首席档案专家乔治·夏洛的签名，以证明这3 张卡片的内容绝对可靠。第一张卡片表明的时间是1945年12月26日，其内容是：美军谍报人员在德国一个平民拘禁营中发现了海因利希·密勒，于是派重兵将其秘密押解到德国西北部美军控制的集中营内。此次，押解的绝密令上特别注明：鉴于海德利希·密勒身份特殊，手中掌握大量对美国有益的情报，所以有关他被捕的消息绝对保密。第二张卡片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12月28日，其内容为：盖世太保的首脑密勒在盟国战犯名单上名列第七，罪名是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司令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早在战争后期就奉命秘密对他进行追捕。此卡片还详细地描述了密勒被捕时的模样：身高5 ．3 英尺，头发黑而细，眼珠非常灵活，一脸笑容，非常活跃，看起来非常聪明。“第三张卡片标明的时间是1946年2 月1 日，其记录内容是：美国情报人员对密勒进行了审讯，所获情报已通过绝密渠道转交给美国陆军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司令部……本案于1946年1 月29日告结。”
今明两年，美国还将陆续公布篇幅长达300 多万字的机密程度更高的档案，其中也还会有事关密勒的材料。可以预见，彼时世人对密勒的下落将会得到一个更具体、更清晰的了解，甚至可能基本揭开有关密勒去向的大部分机密。
第四节 追捕纳粹战犯的天罗地网正在形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愈益壮大，斗志昂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的高潮。
在此期间的突出成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德进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以及一系列其他集中营审判案。在西德70年代举行的历次审判纳粹战犯的案件中，由于政府和司法界已经清除了绝大多数陷藏的纳粹分子，加之政治气候转变，这些审判大多做到了依法办案和准确量刑，较好地体现了公正执法的原则，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好评。当然，由于西德早已于1949年废除了死刑，此时期被审判的纳粹战犯不可能被处以极刑，苏联东欧国家对此仍存非议。
时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缉拿纳粹战犯的活动出现了显著的新特征，即这一正义之举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和两大阵营的界限，冷战的对手们开始携手合作，为伸张正义不懈奋斗。首先，英国放弃了几十年来奉行的庇护纳粹战犯、利用其充当反苏反共别动队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认真查办隐藏在各个角落的纳粹战犯。例如：1986年 11 月，英国成立了以里斯为主席的调查在英国居住的纳粹战犯委员会，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1986年10月，设在洛杉矾的追寻纳粹战犯中心向英国提交了一份17名在英国的纳粹战犯名单以及他们的详细情况。该委员会迅速对上述名单进行调查；一旦主要证据落实，就毫不客气地向司法机关申办拘捕证。
1989年，苏联首次向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寻人服务中心组成的代表团开放设在莫斯科的二战中心档案馆（自1964年上述两组织获悉苏联将拥有的有关档案存放在莫斯科以后，即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查阅的要求）。苏方提供了46本奥斯维辛的死亡记录本，包括74000 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民族、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与职业以及纳粹医生所提供的死亡原因，并允许代表团缩微拍摄。苏方还提供了有关13万名在集中营以外的德国工厂做工的受难者的资料。该代表团进一步要求查阅苏军解放的其它纳粹集中营的资料，也获得苏联政府的允诺。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华沙犹太区遗址后，德、波两国执法机构和二战史专家加强了在有关纳粹战犯档案资料和最新动向方面的情报交流。
与此前后，美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在跨国追捕纳粹战犯方面的合作也有所增强。
就连长期以来顽固追随纳粹德国、多方庇护纳粹战犯的阿根廷，自80年代以来也极力改变先前的“纳粹分子的天堂”的不光彩形象：除政府方面多次表态要全力追捕隐藏在本国的所有战犯外，也积极接纳欧美各国反法西斯人士和战争受害者的调查访问，多方向他们提供有关线索，并出动警力全力配合。
不难发现，隐藏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战犯已落人由反法西斯人士、战争受害者与富于正义感的人们组成的天罗地网之中，想要长时间地隐藏自己的庐山真面貌是越来越难了，大有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第十四章 纳粹战犯远未绝迹，也不甘冬眠
二战结束已历50余载，是否纳粹战犯所剩已属寥寥无几？非也！请看下列事实与数字：即使1987年8 月17日纳粹党副领袖鲁道夫·赫斯在德国的施潘道监狱中死去，这只不过标志着纳粹首要战犯已基本归天。至于乙、丙级战犯的近况，只要穷追不舍，就依然广有线索可寻。据德国一位专门以纳粹战犯为研究目标的学者阿·阿达尔贝特计算，1961年已查明身份的现存纳粹战犯的平均年龄为52．7 岁，1971年为61．7 岁，1978年为66岁。依次类推，到去年，这一指标应在88岁左右，而这显然是大多数人无法达到的。同时，再附以1995年德国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龄为73岁，女性为幻岁这一现实，估计75％以上的纳粹战犯已经作古。然而，即使如此，以15万人做基数，以最保守的估计——只有5 ％的战犯还健在，那么仍然在世的纳粹战犯的数字应为数千人以上；其中女性大概接近半数。其原因在于，一则纳粹女战犯大多为丙级战犯，职务较低，年龄一般也比男性战犯低10——20岁。杀人逾百的女战犯伊尔玛·格蕾泽，二战结束时仅22岁；另一个穷凶极恶的集中营女看守希尔德加特·莱歇尔特，当时也只有25岁；大多数集中营女看守、党卫军女护士、T —4 护士的年龄也同她们相仿，有的战争结束时还仅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二则女性的平均寿命明显高于男性；第三，世间对女性尤其是对老年女性的同情心往往高于男性，而德国社会对女性的权益保障又十分关注，女战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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