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荣誉-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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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90％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
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
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以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
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
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于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于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何况日本大本营正在调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屠杀的军纪责任与问题，所以华中方面军对于进攻徐州，甚至是武汉等目标，暂时都缺乏积极的兴趣。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方面军对于继续深入中国作战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
于是在3月11日特别召开御前会议，在军事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
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国内部因为战力与国力的受创，会导至中国的内斗，甚至会将蒋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政府最好暂时的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八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因为在华北与华东双线的作战，中国是以血战力拼的方式，勉强的得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仍然坚决的抵抗下去。
中国没有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刮目相待，同时日本付出了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以及几十亿元的战费支出。
中日之战对于日本的人员与财物的耗损，已经超过了日俄战争中的全部损失。
但是同样的是，在中国方面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都被日军所占领了。
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影响到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
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大量的整补。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因此，根据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那么他认为中国勉强可以再支持六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最多只有四个月而已。
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
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日本为了坐待这个时机的蕴酿与来到。
因此日本举行大本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看中国方面将由谁出面来收拾残局。
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可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西尾寿造所统帅的第二军，更是觉得不满，因为原先华北方面军认为与华军决战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军主攻的平汉铁路沿线，因此在津浦铁路作战的日本第二军，是负责右翼的助攻与合围。
不过由于华军主力没有在平汉铁路集结，日本第二军就没有机会展现战力，而更为意外的是，由于山西的战局扩大发展，造成日本第一军的主力进入山西，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第二军就成为方面军的掌控的预备队兵力。
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的攻击华军，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北地区待命战备，以防苏联对日军的进攻。
直到华中方面军顺利的攻占南京，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亚的交通，苏联军队并未出现集结的威胁，这样日本的第二军才解除预备队的待命状态，因此西尾寿造要求方面军允许第二军，进攻山东半岛。
而在日本原先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攻占山东半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山东半岛离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
又与满州国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防苏的战略纵深要地，事实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利益，这次日本绝对不能放过对山东的占领。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要求大本营准许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
大本营看到华中作战目标已经接近达成，苏联军队又没有集结的活动，于是准许寺内寿一派遣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于是寺内寿一下令日本的第二军西尾寿造，指挥日本的两支钢军，第五、与十师团越过黄河，进攻山东，当时指挥第五师团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第十师团的是矶谷廉介，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交情深厚，又爱互争锋芒。
这两支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顺利的进入山东，更不战而攻克济南之后，立刻分兵二路，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第五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当时中国方面在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是前西北军中首席战将韩复渠，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背叛西北军而投效中央。
由于韩拥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国民政府就地招安，让韩出任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于韩拥兵自重，日本又把山东视为国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的地区。
韩复渠在山东，可以说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政策立场经常游走在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复渠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实力，这时韩复渠出任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以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统率三个军的兵力，待命防守山东。
韩复渠本来对于国民政府的号令，就是经常采取应付与利用的立场，他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他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
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的设法保持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只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立刻又退兵。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
在韩看来，蒋介石在华北失去了河北与山西，在华中失去京沪地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几乎耗尽，这正是自己保存实力，在关键的变局，发挥权力制衡的重要时刻！
因此韩并不积极的在山东进行布防备战，反而是在山东进行大量的搜括，将可以带走的各种资产，全都先运往河南的南阳，然后自己指挥部队，一路退却待机而动。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
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西尾下令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急攻烟台与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而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追击韩复渠撤退的主力部队，因而指向鲁南，逐渐逼进徐州北部。
虽然韩复渠一再的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令，甚至军委会蒋介石的急电，要求韩务必在津浦路沿线的战略要地，进行防御作战，绝对不可不战而退。
但是韩复渠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的不战而退，让日军喜出望外的一路追赶，因此在山东作战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蒋介石失去了号令部队作战的权威。
韩复渠的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的率军大撤退，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震怒与恐慌，因为韩完全不予扺抗，就让日军轻易的就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韩复渠的这种公然抗命的行为，李宗仁如何还能指挥第五战区的其它部队作战？
而蒋介石也看到韩复渠的这种作法，会造成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瓦解，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紧急的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以军法审判韩复渠，由军统局干员在会场逮捕韩复渠，送到武昌进行军事审判。
结果以抗命与率军逃亡罪枪决韩复渠，蒋介石的这个果决的行动，重振了低迷的军心与士气。（韩复渠在法庭上大胆抗辩，丢掉济南有什么罪？蒋介石不也丢掉南京，幸好蒋介石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仍然在南京布阵迎敌，否则假如蒋介石不战而弃守南京，别说韩不服，其它各路诸侯都有样学样，蒋介石何以号召军民，继续抗日？）
所以蒋枪毙韩复渠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而我们则利用日本人无暇顾及干涉这段时间，加大生产投入，并且开始以团为规模的向山西派兵。
自从阎西山丢掉山西逃往香港转道美国后，残存的十多万晋军除了大部被日军改编为平安军外，只有有一少部分在坚持游击抗日。
而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后优势的地理位置则是我们缺乏的，于是我想依靠集团军群主力，和新组建的第九战区主力来一次规模有限的小战役，力求光复山西。
另一方面，虽然韩复渠连续的不战而退，使得日军顺利的深入鲁南，兵锋直接威胁徐州，日军的大本营却严令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临城、枣庄与临沂的禁制线（刚好在台儿庄北面），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第五与第十师团，却恨不得一举直捣徐州，攻占第五战区指挥部。
日军根本就不相信华军会认真的反抗，更别提是否会发生孤军深入，而受到华军包围的问题。不过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违背大本营的军令，只有在鲁南暂时勒兵观望。
这时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确有其胆识过人之处，因为中国军队在南京撤守之后，战力与士气都处于低潮时刻，战区内受李宗仁指挥的，只是一些装备与战力都低的地方部队而已。
不过在蒋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将领的建议，以军法处决韩复渠，将山东的部队交给孙桐萱指挥之后，李决定运用战区内的军队，采取主动反击、南守北打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才能诱使日军陷入战略被动的状态，而让中国部队能够恢复作战意志。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特别的是，中国再生战力恢复之快，也超乎所有军事专家的估计。
孔祥熙在欧洲的活动，大有成效，他成功的争取到欧美民生用品与军火供应合约，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也买到大量的装备。
令千方百计要想切断中国外援的日本政府，为之气结，加上苏联适时地提供了飞机与军火给中国，这些支持作战与民生的物资，源源不绝的大量运到香港，湛江、河内、新疆，然后转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区，开始补充中国部队的作战所需的装备。
而中国内部也开始搬迁一部分的军火与民生工厂等设备，到大西南的抗战基地，进行生产，此时购自欧洲以及来自苏联的作战飞机，也很快的成军作战。
而从京沪战场，南京战役后退到安徽与江西的中国部队，虽然重装备全失，人员死伤的数目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队仍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誓为战死的战友复仇。
在得到人员与装备得到部分的补充之后，以克难的精神，又开始重新的恢复战力。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
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并且为了增加日军维护补给线的沉重负担，各种的敌后游击战，更是开始有系统的展开。
这时蒋介石不愿日军就此盘据华北与华东的精华区，而要准备继续的诱敌深入，以进一步的消耗与分散日军的战力，蒋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将日军的主力，朝向津浦铁路方向吸引移动，是可分散日军的兵力，并且增加武汉地区部队的整编时间！
因此蒋介石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对于在山东的日军，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战，同时设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线，以南守北攻的战略，来因应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战局。
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京沪会战中的战力消耗极大，同时又因军纪问题，正在面临改组的命运。
因此对于继续深入攻击中国军队的意愿不高，不过在攻占南京之后，基于守江必须先守淮的战略观点，派出第十三师团，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扫荡淮河以南的华军，北上的日军在渡过明光河之后，就遭到李宗仁指挥的广西与东北军队的逐次伏击，与后退包围的作战。
日军第十三师团一路上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虽然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占蚌埠，但是日军已经无力渡过淮河而继续的北上。
而日军十三师团遭到华军顽强抵抗以及灵活反击的情报，竟然没有受到日军指挥系统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指针，代表华军的作战意志仍然旺盛，同时作战方法也大有改进。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在南京战役刚刚结束不到十天，南京城内尸骨如山，日本大本营下令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