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悬崖-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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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您问吧！”她一骨碌爬起来，哽咽着坐在了椅子上。
　　　　“叫什么？”点上烟，我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一时，空旷的客厅变成了临时的审讯室。
　　　　“兰红霞。”
　　　　“哼，名字还挺好听，”我忍不住说道，“多大年龄？”
　　　　“今年21。”
　　　　“21？”我怀疑地朝她的脸望去，“我怎么觉得，你至少……也有30了？”
　　　　“没有，我只是显老，其实到下个月我才21，我的身份证丢了，要不给您一看您就相信了……”
　　　　“籍贯？”
　　　　“嗯？”
　　　　“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噢……夏邑。”
　　　　我一时有点儿茫然：“哪个省？”
　　　　“河南。”
　　　　“河南？……有前科吗？”我接着问。
　　　　“没有。”
　　　　“嗬，回答得倒挺利落，我看不像。”说话间，我又掏出手机，“叫……兰红霞对吧？得落实一下……”
　　　　“您别打电话了，”她连忙摆手，“我真的没犯过什么罪，只是18岁那年把村长家的电视机偷走卖了。就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大叔要关我15天……”
　　　　“哼！”我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一看你就不是初犯……老实交待，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来了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只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九千多美元
　　　　“撒谎！”我勃然大怒，“你怎么知道捡来的钥匙能开谁家的门呢？”见她耷拉着脑袋，我猛地一拍桌子，“说！”
　　　　“是……于姐给的。”她害了怕，慌忙回答。
　　　　“于姐？谁又是于姐？”
　　　　“上星期认识的，住在站前西边儿的旅馆里，老去老根儿哥那儿买白薯。”
　　　　“那么，这个于姐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呢？”
　　　　“我不知道，于姐没说。她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警察，不然怎么会打您的注意呢？她还说您出差了，肯定不会出事儿，让我找找屋里有没有存折儿，如果找到了，她把上面的钱分我一半儿……”
　　　　“嗯……说说这个于姐吧，她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她……40多岁，挺胖的，老爱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双红拖鞋……对了，她的眼有点儿斜……”
　　　　“等等，慢点儿说──是两只眼都斜呢……还是一只眼？”我停下笔问。
　　　　“是……一只眼。”
　　　　“左眼还是右眼？”
　　　　“是……右眼。”
　　　　“肯定吗？”我边记边问。
　　　　“肯定。”
　　　　“很好，”我点了点头，继续问，“她住在哪家旅馆？”
　　　　“叫‘顺途’。”
　　　　“顺途？在哪儿？”
　　　　“在‘羊肉泡馍’和‘卤煮火烧’中间。噢，是地下室……”
　　　　“嗯，她跑不了，我会抓住她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给这个于姐干了几次？”
　　　　看出她有些犹豫，我接着补充道，“喂喂，别急着回答，想清楚了，自己说出来，和让我们查出来是完全两回事儿，等待你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懂我懂，”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满脸通红，再三考虑之后回答道，“……两次。”
　　　　“真的？”
　　　　“真的！”
　　　　“再没有啦？”
　　　　“我向您发誓！”
　　　　“这就对了……”我大声地说，接着又问，“说吧，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昨天夜里，在高粱桥北面的一座楼里。”
　　　　“怎么？你是说……交大南门47号楼是你做的案？”
　　　　抬头看了我一眼，她颓然地点了点头，满脸心灰意冷。
　　　　“也是这个叫于姐的给你的钥匙？”
　　　　“是的。”
　　　　“拿走了什么？”
　　　　“一副金手镯，两只红宝石耳环，三条珍珠项链，都给了于姐，她说等干完了这一次一块儿给我钱。”
　　　　“就这些？”
　　　　“就这……些。”
　　　　“不对吧，”看见她有些犹豫，我皱起眉头翻着笔记本，“我怎么记得事主说……跟首饰一起被盗的，还有大量的美元现钞呢！”
　　　　听了这句话，她彻底垮了，一副万念俱灭的样子：“……唉，看起来，什么也瞒不过您……”
　　　　“知道就好，说吧，拿了多少？”
　　　　“一共9568，”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接着又说，“这些美元我没有给于姐，自己藏了起来，我想换成人民币留给大虎，您不知道，大虎实在是太可怜，一点儿也听不见……”
　　　　“听不见？”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儿，他是聋子吗？”
　　　　“生下来就是，可您不知道，那孩子聪明极了……您如果看见他……”说着，她就呜咽地哭了起来，“我打算……我其实……没想到……”
　　　　“成啦成啦……”我制止了她。我承认，到了这会儿，我真的是有点儿怜悯她，可我知道此时不是心软的时候，于是清了清嗓子问，“……以上所说，都是事实吗？”
　　　　“都是。”
　　　　“好好儿想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了。”
　　　　“确实吗？”
　　　　“确实！要是我隐瞒了什么，您可以……”
　　　　“得啦，别再说了！过来吧。”我招呼她，把笔递了过去，又掏出一盒红色的印泥，“在这儿签上字，再按上手印儿……”
　　　　做完了笔录，我押着她去了她的栖身之处。虽然西直门火车站白天晚上都热闹得像庙会，可她那个鬼地方倒是十分背静，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她的那个烤白薯的老乡也没在。其实她很简单，一大叠美元就用报纸裹着塞在铺底下的砖头后面。
　　　　因为太厚，我把美元分成了两份，然后塞进了内衣的左右口袋。
　　　　我说过──一般情况下我不穿警服──谁都知道，冒充警察是很重的罪行，要不是宝芹……噢，就是这个小女人一直在说的那个于姐斜着眼，拍着她厚厚的胸脯保证，如果要回那九千多美元就分我一半儿，姥姥我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脱下那身一直让人揪心的黑衣，呼吸顿时就畅通多了。惟一令我心烦的是她的样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简直要疯了。
　　　　我实在有点儿可怜她，于是便扔给她两张百元的人民币。
　　　　“嗨，”小心地把风衣上的带子在腰间扎紧后我说，“这他妈可是我给你的，按你那个于姐的意思，只能给你丫的一顿拳头！你刚干，还不知道这一行儿的规矩……”
　　　　我先走了，出门时外面的人已经多了起来，可没有谁注意到我，除了一辆出租车，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一下停在了我的脚边。
　　　　“去哪儿呀，小姐？”司机在里边问，色迷迷地盯着我那鼓得老高的双乳。
　　　　“去一个……”钻进车里，把后背舒服地靠在椅子上后我回答，“……远近无所谓，贵一点儿贱一点儿也他妈的无所谓，可必须是环境好、菜做得香的饭馆，最好是……嗨！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的奶子吗？你他妈的倒是开车呀！”



中秋过后的夜晚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1）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
　　　　这其实纯系偶然，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