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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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攻汗，由于新闻界的渲染，闹得风波太大，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
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陈果夫素重齐家，从政者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与任用亲戚管钱，都不是好首长，原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转变初衷。专制时代的法律，一官失职，株连及其亲属，情节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罚。
陈果夫乃于省府纪念周，提出报告，勋免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他以沉痛的口气，报告经过：
“诸位！省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可惋惜！现中央已准他辞职，并且命我暂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处理。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责备者严，故各报纸对辜厅长这件事，绝少宽恕。社会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们自己就应当格外要发，以副其属望。普通的人本来只要能修身，能尽职，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要修身，并且要齐家。大学上据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是中国政治的原则，含有至理。我们在外面做事，对于齐家一层，须时时留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的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女子并非不能参政，但是参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头脑才学地位，来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参与政治。近来常有人说起，江苏有某县长或某公安局长，本人尚不坏，而他的夫人在外有营私舞弊的嫌疑。这种事从社会上看来，负责的还是县长与公安局长，而不是他们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他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个贤内助了！故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这一点大家须得明白，不可误会。更有进者，女子匀奢侈，消耗浩大，所谓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为了满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贪污；因为不贪污无以应付。故年轻人择偶，第一须行为端淑者；第二须能治家者。有了个贤妻良母的内助，则身修而家齐，然后可以谈到治国平天下。近年来风气日下，女子教育尤坏；以受过高级教育的女子，有甘为人妾者。这实在因为平时学校里，不请求自立自尊的缘故；因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习于奢侈，中馈之事，置诸脑后；这样的女子已够不上做个贤妻良母，还要在外面干预政治，擅作威福，妇德之凉，一至于此！但这不是女子之过，父母及教育，应该负责。青年男女在此环境中，都应当十二分的留意；否则，一定会因为家庭的关系，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会招引一班坏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好货娶妾，固然是败坏官党大戒，即金石书画等风雅嗜好，亦都应当摒绝。因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会投你所好。不知不觉，你就受他们包围了。并且要一定没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会神；否则，心志分散，就难尽职。心属公务人员，应当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这样的克己立志，然后本身能廉洁，政治能清明；否则，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点关系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顺便提出来，与诸位说说。望诸位都能身体力行，然后我们才能在政治上负起应尽的责任！”
第六章 中统内幕及其它
1．“CC”的由来
蒋介石下野后，授命陈果夫在上海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东山再起”作准备。
提到“CC”，有些人认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所谓“二陈”，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lClub的简称。
要讲“中央俱乐部”的由来，就要扯到远一点。当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夤缘时会，除了攫得了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之外，还以“实力派”的关系，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并由他最亲信的陈果夫为副部长，代他负实际责任。在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之前，他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以他为中心的反革命系统，就已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委派定了。北伐军收复上海之后，一部分尚不能到职省市党部委员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机会出发。无奈到了1927年8月，蒋介石却被迫下野了。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对黄埔学生和这一部分省市党部负责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他把黄埔学生交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仍然集中在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同李烈钧等人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干，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然由陈果夫为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过去国民党内部的“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在陈家兄弟炙手可热情况下，因为“陈”宇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到1931年，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把这个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同时在地方党政机构内指定专人为“肃反专员”，并加派特务人员，在“肃反专员”的秘密指挥下进行广泛的反动活动。这个“肃反”的组织既无固定的形式，也不公开对外发生关系，但所派的人员，都是经过“党务调查处”相当时期的特务训练，并履行过一定人伙手续的。这些人，也就成为后来的“中统”的班底。
正如“复兴社”的早期一样，以“CC”的早期，其内内外外，也曾有过若干核心组织，如“青白团”、“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减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团”，更是一个既有封建帮会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质的小组织。“清白团”的领导层，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7人组成。不但对外秘密，对未加入这一组织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团手续，多数在南京螺丝转弯陈果夫兄弟的故里举行。在那个地方，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火惨淡，神台后面的壁上，挂着戎装佩剑、脚穿马靴的蒋介石像，还拉了一幅罩有灰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陪在旁边。人团的人，就在这种阴森的环境和气氛中，在陈立夫或别的几个人的监督之下，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