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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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千古伤心文字狱（1）
——邓拓（1912…1966）逝世四十年祭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千古伤心文字狱（2）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