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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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骨。
裴文中当即回信，告诉对方，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在北京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可靠的消息。
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沃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仍石沉大海，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沃特莫尔的这封来信。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沃特莫尔却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说“但是不能这样做”。此话到底何意？为何不直接言说在东京的寻找遇到了那些麻烦，而要说“不能这样做”呢？ 难道是沃特莫尔有其他的苦衷和难言之隐？
沃特莫尔当时的身份是美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这样的身份和条件，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为何开始雄心勃勃，后来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中途转轨“不能这样做”的？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5）
另外，沃特莫尔在信中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到二人？若相见，对方如何回答？假如没有相见，又是为什么？难道也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是不可能越过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既然找到了二人，“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有一个说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就一定知道“北京人”的下落，或者就是他们劫去并藏匿了“北京人”，但至少应该把他们在华寻找经过和所见所闻说个明白，弄个清楚。可为什么沃特莫尔对这至关重要的线索避而不谈，只简单而含蓄地说“不能这样做”？这句充满玄机的话，到度暗含着什么隐秘？
据裴文中后来得到的消息，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飞抵东京进行了秘密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部分化石标本与发掘的电影胶片。美国派去接收的人是谁？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外界不得而知。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更是无人知晓。
裴文中反复看了沃特莫尔的信，一个个问号在脑中显现，但一时又找不到答案。最后决定根据沃特莫尔的建议，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
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将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它化石标本的下落。与此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的下落。当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后，希望对方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但是，善克中校与他所率领的调查组在日本转了一圈，然后又奔赴关岛医院，与已转移到那里疗养、等待回国的原驻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及下属官兵进行了交谈，仍一无所获。
善克回到美国后，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详细地叙述了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1947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立即呈送国民政府，并请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进行调查。
但这个时候国共内战已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眼看首府南京不保，他这个“南京人”都面临着溃逃的境地，哪里还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搜寻计划的实施，但最终还是在越来越酷烈的内战炮火中化为泡影。
举世瞩目的“北京人”国际大搜寻，暂时告一段落。
指控与反指控
当国共内战炮声渐稀，蒋介石率国民党残兵败将退居台湾孤岛，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控制大陆并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后，“北京人”的下落再度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与寻找的念想。
1950年3月21日，香港《大公报》登载的一篇专访裴文中的报道：
“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6）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1929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自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1943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五十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京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南按：指美国的沃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秘而不宣，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之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言人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地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帝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专访尽管具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词造句也显粗糙，但却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是“北京人”失踪近十年来，一直沉默的中国学术界首次公开提出“北京人”的下落，并指责美国这一“贼喊捉贼”的丑恶行径。消息传出，无异于在阴霾的天空炸响了一声惊雷。它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国人大为惊讶。尤其是美国科学界，更感到震惊与不可思议。未等世人回过神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将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和魏敦瑞推到了审判席——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7）
“北京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1941年12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京，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然而，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北京人”在失踪近十年后，终于被正义的人民群众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迭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报道所说的“共产党员”是指一个叫华特生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此人曾致信中国科学院高层，谓在纽约亲眼看到了“北京人”。潜逃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暗指魏敦瑞，而提到主持化石展出者，则是另一位古人类学家哈里·夏皮罗（Harry L。Shapiro）。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古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头盖骨及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化石。随着日美关系紧张，夏皮罗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共同坚持研究从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于1948年7月去世，据说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北京人”，并嘱托夏皮罗继续关注这一人类宝藏的下落。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还是私人感情上，继魏敦瑞之后与“北京人”有“亲缘”关系的夏皮罗，对寻找这一珍宝自然有着莫大的热情。更何况，能够寻找到“北京人”，也是一种莫的荣耀。
于是，当红色中国宣告成立时，夏皮罗即动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各种资料，准备亲赴中国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寻。
然而，正当他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同意他这一计划时，韩战爆发，朝鲜半岛与鸭绿江畔的隆隆炮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的脚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皮罗看到了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的震惊中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全美古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其“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的“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中共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和罗皮罗本人辩解。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做出附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8）
正因为这场“中美大战”，又勾起了许多原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回忆，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国医生，声称他曾在华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专门负责“北京人”化石的转移事宜，但化石尚未运出中国国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其他队员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战俘营前，避开日本人的监视，巧妙地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几个军用提箱分别寄存于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国人设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并设法取得赴中国的机会进行寻找。
遗憾的是，此时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极端对抗的冰冻阶段，稍后中国“文革”爆发，弗利的心愿迟迟未能实现。
但正是这个意外插曲，又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颇为玄妙的一笔。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1）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历史的脚步于匆忙中跨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门坎，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缓和，威廉·弗利欲赴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计划出现了一丝曙光，他开始为此奔波起来。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奔波忙碌，竟引起了大洋彼岸一个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1971年初的一个傍晚，解学恭刚吃过晚饭，便悠闲地拿起了一份由新华总社下发的当时只有高官要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内部参考》浏览起来。刚看了一会儿，一则转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珠。消息说：
二战前驻中国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准备亲赴中国的北京、天津等地，寻找二战期间失踪的“北京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