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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谠凇�1859 年 11 月 24 日 出版了足以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籍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以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置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地打击。《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的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并被骂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称其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越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阿布维尔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作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 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涅地区埃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Dr。 Eugene Dubois）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爵士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它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所有这些发现，无疑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抵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这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这一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第四章 山雨欲来（2）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于1899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皇皇巨著，使绝大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概念，比其它科学概念更早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18年7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他的传播导致了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遗迹的发现，客观上为“进化”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根据。它以无容质疑的客观存在，使西方“进化”的反对派不得不迅速闭上诋毁、谩骂的嘴巴。因为，在所有先于尼安德特人的古人类发现中，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宽阔的冲积层内，这样的地层结构对于人类遗迹只能渴望偶然的发现。当西方“进化”与“反进化”的思想搏杀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时，考古学家企望能在特里尼尔、海德堡、皮尔唐等地发现更多的化石，但最终收获甚少。欧金·杜波艾斯在特里尼尔发现被命名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后，希望能在这里有更大的发现，但所有的努力只是捡到了一只牙齿。而在海德堡和皮尔唐几乎没有一点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了“进化”派的论据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事实上，在英国发现的皮尔唐人，确实是一个丧心病狂的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世纪骗局，这个骗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科学界揭穿。
周口店的发现却与之大不相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发掘出大量的人类牙齿和下颌骨，以及后来被定为“人类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绝迹的上万块动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活灵活现的事实，让“进化”的反对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开始确信，“猿人”的确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
近一个世纪来，学者们一直乐此不惫地探讨“北京人”及其遗迹发现的学术意义，却忽略了它对于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发现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和达尔文学说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在客观上为这些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观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众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京人”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达尔文的学说，如此迅速地被人类所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学说仍属一介书生之见，同样有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与违背天地人事的缺撼。
神秘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然而，就在周口店发掘出现第二个辉煌顶峰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已发生了急剧变化。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奉军首领张学良严厉命令不准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退入关内，沈阳沦陷。随后的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膏药旗在白山黑水四处飘荡。这就是中国人早已熟知的“九一八”事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州。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战略中心北平、天津被日军三面包围。
1936年，日本军队向华北大量增兵。对中国内陆形成乌云压顶之势。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这乌云密布、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中，跨越了近7个年头的艰难历程。尽管开始几年的发掘一度走进了低谷，并令当时的多数学者心灰意冷，甚至感到绝望，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中外合作计划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辉煌。
第四章 山雨欲来（3）
1936年11月15日，继裴文中之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裴文中于1935年赴法国留学），在一天之中连续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头盖骨。这是继裴文中举世闻名的发现之后第二次发现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也是周口店发掘在徘徊了6年之后，几乎是在一无所获的萧条境况下，一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重大突破。两个头盖骨同时出现的事实，再次让关注周口店发掘的悲观者看到了灿烂前景。
尽管战争的烟云几乎遮住了人们对其宏观世界事物，特别是科学文化关注的热情和视角，但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却例外地得到了世界性传播，当时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英国伦敦弗利特街110号国际剪报社于1937年6月向贾兰坡提供的信息，该社拥有欧洲、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区发表此消息的剪报达2000条。如此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项其它考古发现所无法匹敌的。
就在这个消息于世界广为传播并使科学界为之震动之时，11月26日，贾兰坡再度从周口店那个近似魔术师道具般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无疑于火上加油，使沉浸在惊喜中的科学界几乎陷于迷狂。当时在协和医学院的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对三个头盖骨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0月下旬曾发现猿人左下颌骨一面，并有5个牙齿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内，又发现猿人头骨两具，及牙齿18枚。26日再发现一极完整的头骨。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不得不感谢贾兰坡君。”又说：“此三头骨，均为成年人的遗存，且保存得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头盖部分，虽然完整，但颅底部不齐全。因为颜面部分及上颌骨，都有保存痕迹，可重示其原来的面目。不幸的是，保存的颜面骨骼，由于震压太碎，工作实感困难…… 最近找到的小头骨和春季发现的头骨碎片，全部可以解释爪哇猿人的问题。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认为是大长臂猿的化石，但因头骨的性质与北京人相同。由此可见爪哇猿人并非它物，即与北京人相类的一支人类。换一句话说，所谓爪哇猿人，即为北京人演化过程中的代表。然而这次找到的头骨，男性比女性高得多，并且很近安德特地的人类，所以演化过程，似从北京人进化到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现代人类。”
最后，魏敦瑞断言：“由已有的头骨和下颌看起来，在未变成化石之前，已经破碎，此种特征，可以认为北京人当时彼此互相杀害，剖弃四肢，将人头积存洞内，就现在所得材料和研究，对于人类演化过程完全可以断定，惟对解决上述问题尚嫌不足，若将来有新的发现，也许可以圆满解决……”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的创始人步达生自从有幸研究了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约8岁孩童头骨之后，一直渴盼有新的发现，但总是迟迟未能如愿。想不到就在他的欲望之火渐渐冷却之时，在11天之间，竟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的头盖骨，步达生为此受到的心灵冲击和感受是可以想象的。
当惊喜交加的科学界欲挽起袖子准备在周口店发掘与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彻底解开人类进化之谜时，越来越险恶的战争风云，使他们不得不含恨放弃这个辉煌的梦想。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交战的枪声惊碎了几乎所有关心周口店发掘事业的科学家的美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项具有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艰难地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终于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建议，周口店发掘人员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员贾兰坡携化石标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员先期回城，发掘场地只留几名当地雇用技工看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随着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溃退南下，周口店龙骨山发生了一场规模异常的血战，交战双方是日本操纵的伪军与华北抗日自卫军。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乡村寺庙以及寺庙总院、后来成为周口店发掘指挥部的几间大厅，全被日伪军所占，并成为阻击抗日自卫军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遗骸的洞穴，也成为日伪军存放弹药、食品和进行作战的天然屏障。龙骨山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与平静，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谷，喊杀声和哀嚎声在山野回荡。整个龙骨山硝烟弥漫、热血荡漾。寺庙、土墙在炮声的轰鸣中坍塌了，盛藏人类祖先的山洞在战火中崩裂。战争给这块圣杰之地带来了空前的劫难。
第四章 山雨欲来（4）
1937年11月，周口店地区的战事处于暂时的缓和。华北抗日自卫队撤出龙骨山，进入大石河一带，日伪军抓住这短暂的喘息机会，进行补充休养。就在这个短暂时刻，发生一件看似平常，但对日后“北京人”头盖骨遗失一案却不容忽视的事件。
11月7日，三辆汽车满载持枪荷弹的日本兵驶出北平城，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停下。数十名日军护卫着两个身穿便装，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人，来到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洞前。便装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的四周，接着掏出皮制圈尺测量山洞的长宽距离，然后用相机几乎拍下了一切可拍摄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积层。这二人就是悄悄来华搜集“北京人”情报，并参与了头盖骨失踪案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东京帝大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四年之后，日本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搜寻“北京人”化石的行动。
箭在弦上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尽管许多爱国将士英勇抗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而日本的全面侵华，又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以及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英美与日本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剧。
1938年之后，由于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即将破产。为摆脱内外困境，达到“死中求活”的目的，日本军阀决定把战火推到东南亚的丛林岛国。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面对骤变的世界风云，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1940年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鉴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决定携手并肩，荡平一切敌对势力，而开刀祭旗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
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例行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这一“威慑力量”进驻夏威夷珍珠港。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亚、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一看事情不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严峻而复杂的局势下，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在美利坚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