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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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非所问，我也听得明白，也没再问下去；要么是，该大使资格老，由司长跟他谈这类罢官之事，多有不便；要么是，余本人对匆忙罢官一事不满，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办。于是乎，余就采取了一个绕道而行的办法，把皮球踢给了王炳南。
　　事后，余湛表示，这件事不大好说，不好直说他是因为“抢镜头”被撤了职。况且，该大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什么人拍照抢了镜头，他也没弄清，怎么跟人家谈。撤人家的职，不是小事，谈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所以，他认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该大使谈比较妥当。
　　怎么办？
　　王炳南要和该大使谈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处查清处理此事的全部过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几位秘书议论过此事。
　　那几年，国际形势对我不利。美苏两霸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苏联则在武力要挟中国的同时，还大力组织反华大合唱。这一紧张形势，对我造成不小的压力。为了摆脱这一对我不利的局面，也是为了向许多建交国家进一步阐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反霸立场，以抵制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攻势，我国则利用一切机会，在外交上开展一些活动，派出去、请进来，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扩大影响。就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
　　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我们不便多问，也无处去问，不等于我们没有疑问。在我们心里对“抢镜头被罢官”这件事，就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什么理由，对该大使的处理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抢镜头），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设身处地地研究了一下。试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团出访时，外交部对使领馆都有明确指示，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前方大使一方面须向驻在国交涉，请其按外交礼仪给以正式接待，并落实到每个接待细节，都要合乎国际惯例和相互对等关系；另一方面，我大使要亲自过问每个接待环节，并为代表团的出访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顾，不得怠慢。对此，不必多疑，任何一个大使对这类属于大政方针之事，都有水平应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问题，也只能是由于大使照顾不周，出在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上。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3）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使是副部级干部，这类事好谈。”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4）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一个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一出奇的情况，实在使我出乎意料。
　　这是为什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要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他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
　　遗憾的是，该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对当年没有任何文字结论的“抢镜头”一事，不愿多想，也不愿多说。说不定，此案的内部详情，他当时就没去详细追究。中央既已决定，他也不便过于追究。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更不愿就这种难以说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该大使年迈离休在家，当他听到当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话，不明不白地被撤职这一往事，久久直视苍天，感叹不已。当年，他自己对奉调回国的原因，虽然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其详。他总觉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跷、委屈。苦于知情人对这类事都不愿说满，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问。因此，他背了一辈子没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终也不知他是栽在谁的手里。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


　　有两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