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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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溥仪走开,我对陆曦说:“溥仪已经有些坐不住了。看样子他已经有些心慌了,很想刺探一下我们的态度。他在苏联被关押了五年。估计,他现在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状态,极顽固、极反动,对国内的变化,不会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该找他谈谈,给他开导开导,必要时,教训他一番,至少也可以压压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陆曦说:“他慌,我不慌;他急,我不急。时间还有。他不是傲慢得不可一世吗?就让在我面前傲个够,不必理他。等他略微稳定一些,觉得傲而无用,肯不耻相问的时候,我再跟他谈。我看他就挺不过今天。”陆曦就这样从容不迫地跟溥仪耗上了。
陆曦是位老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过多年,俄语很好,有工作经验,有办事能力。他在林枫的领导下,工作不错,上下配合得都很默契,得心应手。就拿这次引渡溥仪来说,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许多事,都在他意料之中。他办事一向深思熟虑,稳扎稳打。
火车起动了。溥仪确实没去厕所,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随着列车加速,溥仪的情绪,似乎也趋于稳定,只是他那双戴着眼镜的眼神,在不断地向陆曦这面看。
溥仪这人有些怪怪的,患得患失。他既是一个大势已去的伪皇帝,也是一个思维正常、遭受挫折的普通人。他并不是不想面对现实,随流而下,而是他那真龙天子的老底、末代皇上的优越感臭架子还有些放不下。因此,当他踏入中国大地之后,他那种目空一切的故态,又复萌了。上车之前他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和苏联中校站在一起。他以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物,不值得理睬;上车之后,他又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坐在他附近。他又以为是押上车的同路人,也不屑一顾。现在可好,当得知穿中山装这个年长的人,就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他有些紧张,有些尴尬。他想找辙向这位中共代表打个招呼吧!又觉得自己已经失敬于人,有些不好转弯了。他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都已暴露在他的举止和表情上,很不自然。
这时,溥仪用双眼直盯着陆曦。陆曦不理他。这种冷遇,溥仪在几十年皇帝生涯中,是从所未见的。他有些急了,但他仍不敢乱发龙威。最后,他干脆拉下面子,降格以求,向我套起词来了。
溥仪那张很不自然的笑脸凑过来问我:“你贵姓?你们就是接收我们这些人的政府代表吧?”
“免贵姓程。我不是代表。你有什么事?”
溥仪急忙说:“今天我能和中共官员见面谈话,是我多年的愿望。代表就坐在我的旁边,我都不知道,失敬,失敬!”
我当时认为,陆曦和溥仪的谈话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再不理他,会把他憋死、吓死。于是我用手示意对溥仪说:“这位就是和苏联军方谈判,并接收战俘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
此时,溥仪眉开眼笑面向陆曦说:“失敬,失敬,我很愿意和你认识,和你聊聊。”陆曦听后说:“好啊!聊聊好,聊聊好。”陆曦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走向溥仪对面的座位。溥仪受宠若惊,立即起身,表示欢迎。
溥仪找陆曦谈话的目的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对他将如何法办的问题。其实,关于如何处理溥仪,怎么法办的问题,是杀、是砍、是入狱,还是释放,中央没给我们任何指示,陆曦也不清楚。我们的任务是把溥仪等人安全押送到沈阳,路上听听反映,了解一下溥仪等人的情况,并对他们做些宣传工作。仅此而已。
陆曦也觉得和溥仪谈谈,时机已经成熟,但彼此都不摸底,难免有些顾虑。溥仪担心,因从没与中共官员谈过话,对这位中共代表又不了解,怕谈不好,会引火烧身。陆曦苦于摸不到溥仪的心事,也不知溥仪能否谈心里话?如果在两天多的旅途中,他连溥仪最基本的思想脉搏都摸不到,怎么交差?
现在这台戏既然已经拉开了序幕,就让它顺其自然地演下去吧。
陆曦决意从两个话题,作为切入交谈的重点:一、摸摸溥仪在苏联的情况;二、跟他谈谈国内的变化,并相机杀杀他的傲气。话题就从平淡的早饭开始的。
“怎么样?回国了,多年没吃中国饭,很香吧?”
溥仪笑着回答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有生以来,没管过钱,也不重视钱。我也从没为用钱操过心。而对吃,我略有讲究。我过去吃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自不必说。但惟对老百姓的普通饭菜、稀饭咸菜,情有所钟,我最爱吃。
“在苏联五年之久,苏联对我们还不错。我们每天吃西餐,一天三顿白黑面包,有黄油、有果酱,有大菜。初到苏联的几个月,我们吃得新鲜。时间长了,都吃腻了。今早的稀饭和花卷是我们多年很想吃的东西。我吃得真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我们(他手指前面的诸大臣)有的人喝上了稀饭,都有些忘乎所以,高兴得说胡话了。”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1)
陆曦接着话题说:“我们许多中国人为了种种原因,走出国门。国外的生活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新鲜的。但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想家了。金窝银窝不如土窝窝好。特别是有的人到了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度里,真有些度日如年。”
“你也有这样的体会?”
“不错,我在苏联住过三四年,比你要短一些,但彼此的体会是相同的。”
溥仪忙问:“你在苏联干什么?是经商还是旅居?”
“都不是,我是被中共中央送去学习的。”
“原来你是中共的老干部。我有缘和你相识,很荣幸。”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仅就溥仪所谈的内容,可归纳有如下五个方面:听天由命;妄比苏武;贪生怕死;转嫁祸水;逃罪。
陆曦见溥仪的傲气已有收所敛,并已处在坦然自如的精神状态,便进一步问:“刚才你说,苏联对你们招待得还不错,你能说说你们在苏联是怎样度过五年的?这个题目可能太大。你不妨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必成套、成章地讲,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不必有什么疑虑和顾虑。我们聊聊天,我只是想听听而已。”
溥仪很情愿地接着话题谈了起来,他说:“我也没有预先准备,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我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说实在话,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很好的研究,也不了解,因而谈不出什么比较全面的评论意见。但在苏联五年的所见所闻,我对苏联没有反感。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联方面对我的态度和安排,是很不错的。这一点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尽管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城市里,没有去外地的自由,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轻松、很舒适的。每天三餐外,我们自己还要组织各种锻炼、文体活动以及政治学习。
“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集体活动,我都不愿意参加。我也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学习。然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学习,学习的内容和其他人一样,是‘联共党史’。
“在理论学习中,我学习得很不好,有时候学不进去。譬如,在学习中,碰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我就很抵触,很不理解。说我是革命对象,可我不反对革命啊!我知道,俄罗斯沙皇及其皇室在苏共领导的国家中,是难以容身的。这件事我一联想到自己,就预见到自己的必然下场。对此,自己很受刺激、很悲观……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能有个明确的了解和预见,也不是件坏事。我已认识到时代在变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像沙皇式的不幸,对我来说,逃也逃不过,躲也躲不过,只能听天由命。
“我在苏联,由于生活得还不错,也没发现有任何对我敌视的地方,他们上下对我还都比较礼貌。于是,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认为斯大林的具体政策,有许多可贵之处。我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
溥仪说到这里,表情显得十分尴尬,有些走神,有些说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在那一刹那,我也弄不清。
陆曦不愿把谈话内容引入死胡同,也不愿对溥仪逼得太紧,他见溥仪有些踌躇,便立即调转话题,问溥仪:“你在苏联五年,想家吧?”
这时,溥仪又兴奋了起来,他接着就说:“给斯大林写信,是我一件不能自圆其说的伤心事。关于国内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这是一件我在苏联可望而不可及的勾心事。至于想家一事,谁能不想家?我们这些人在国内都有妻儿老小。我也不是孤家寡人,也有亲人。
“思乡、念亲的情感,人皆有之。
“当年,苏武在塞北流放时,唱的一首歌很动人,他唱道:‘转眼北风吹,雁向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坐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想谁?’”
陆曦十分惊奇地说:“你能把这支歌背下来,很了不起。”
“这支歌在孩童时期,皇宫内外,人人会唱。后来,我有些淡忘,但在苏联的塞外生活里,对这歌词,深有体会,渐渐又把歌词全文回忆了起来。”
陆曦听后,不想迁就,便插嘴就说:“这歌词写得好。但你们和苏武可无法相提并论。首先我要说的是苏武,他不是被流放。
“苏武是在公元前60年,我国天汉元年,被派出使匈奴,他是位忠贞不渝的使臣,到匈奴后被扣。匈奴官方千方百计地策反苏武,要苏武投降匈奴,他不干。匈奴便把他送到贝加尔湖湖边放牧公羊,并下令称,等公羊产子,才可回国。苏武坚贞不屈,在贝加尔湖区放了19年的羊。后人则称颂他的忠诚,他的贞节。他心存汉社稷,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
“其次要说的是,你和苏武是无法相比的。苏武的大节好,而你的大节不好,很不好。这一原则问题,我不想回避,只能直说。”
“陆代表知识渊博,谈起话来,单刀直入。你所提出的见解和批评,我溥仪心悦诚服。”
溥仪虽然如此接受了陆曦的看法,但他并不舒服,很不自在。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不顾情面地揭他的短。
溥仪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内心深处的东西,他在和陆曦谈话稍微停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我赞成陆代表的话,我和他们(指车里的各部大臣)都不能和苏武相比,但我们思乡、思亲的情感是真的,‘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想谁?’”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2)
溥仪虽然硬撑着讲了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但仍觉得像小学生挨了板子似的难为情。
陆曦也不去理会溥仪对谈话的反应,仍接着向他提问:“你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有罪的。你对国内情况了解多少?你对自己的罪行是否也有所认识?”
陆曦的提问,使溥仪有所震惊,也改变了他那为难的窘境。
溥仪定了定神,调转话题对陆曦说:“我在苏联期间,能看到一份《大连日报》和旅顺出版的地方报纸。这两份报纸是我们了解国内情况的惟一渠道。每天,我们住处的这两份中文报纸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好像争着要看家书似的。很可惜,这两份地方报纸的消息很陈旧、也很局限。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我们很难了解到国内的全部真实情况。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的事情。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这是因为:一、我们着急是,想快点了解到家人的情况;二、都想通过新闻报道来观察和推断一下,自己的下场,是死还是活。后者是主要的。”溥仪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解释说:“家人的安危,取决于国内能否太平。只要不打仗,家人都能顺应时局,积德积善,祈求团圆。菩萨也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惟对我们个人的下场问题,自己就很难说了,总想从报纸上窥测出点什么。
“关于我个人的前景,比较明确,自日本投降,就已定案,死路一条,没有什么要观察和推断的。人嘛,总是要死的,但谁不怕死,谁不想好好地活着。可今天,我的思想已陷入了一条死胡同,不知自己还能有几天的阳寿?
“当年,在天津,我不是不想复辟。可惜,国民党没给我机会。当然,我当时既没有人马,又没有武装;后来为了复辟,当上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就把自己陷入了万丈深渊。今天,不管是国民党当家,还是共产党当家,对我来说,都没有好果子吃,也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
溥仪见陆曦对他的讲话,没有任何表示,以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陆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语地继续往下说:“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后。复辟是列祖列宗赋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亲的临终遗嘱。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时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对复辟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不是非要复辟不可,只期望苍天能给我一个出头的机会,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这一期望,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事实,弄得完全破灭了,不仅如此,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顺口地方报纸上看到,东北各地农村都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些农会不仅分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全部土地,分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房产,及其全部金银细软,还召开贫雇农大会,把他们拉出去批斗,并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再把他们拖到田里枪毙。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连枪毙。
“我每看到上述这些报道,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我知道,我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国最大最大的财主。而且我还当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对我积怨很深。如果当时我仍在东北,早已被东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现在,我被押送回来了。我知道难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门,死路一条。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绞架或是拉出去枪毙,别无任何生路。请问陆代表,能否给我一点提示,将会怎么处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够死里逃生,我也期望能有这个机会。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网开一面!”
听起来,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实,人生自古谁无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于面临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不死。而溥仪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会是姑妄言之。
溥仪和常人一样,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陆曦的口气里试探,他是否还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难逃一死?有无死里逃生的一丝之望?
溥仪讲完后,直直地盯着陆曦,希望陆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能给他一颗宽心丸吃。
陆曦已摸到了溥仪的心思,并认定溥仪是个怕死鬼。
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一事,陆曦也不知道。
因此,溥仪的试探,只会让陆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他的思想脉搏。
对溥仪的提问,陆曦虽不能正面回答,他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陆曦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以稳定他的情绪,便向他谈起了国内情况。
陆曦说:1946年至1947年,正值苏联红军占领期间,在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