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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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人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就无法弥补了。为此，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
　　其实，我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多顾虑。一、回答溥仪的提问，又不是回答外国记者；二、出差前，我们已经研究好对溥仪的表态口径。大不了我就照本宣科，不会出现任何纰漏；三、陆曦就在身旁，我回答不了，就请陆曦回答。但，无论如何，在被押送的伪皇帝面前，我也不能怯场啊！
　　于是，我稳稳神，对溥仪说：“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能回答的，我就答；答不了的，就由我们陆局长回答你。你看，好吧！请你问吧。”
　　“有个小问题不了解。请问，你们这车厢的窗户，为什么糊上了报纸？而且又没全糊死，窗下面还留下了一个小缝。不知这样糊窗户，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防空，为什么不糊纸条，既防震，又不影响光线。如果是为了不准坐车人向外看，那么为什么窗下边还留下了一个小缝？”
　　“你提的这个问题，想得很细。我也只好尽量详细地告诉你。
　　“窗子糊起来，是为了‘防外’；而对乘车人，亦防亦不防。
　　“所谓‘防外’。我们这列火车，不是准点列车，乘车的人，有日本侵华军的重大战犯，又有你们这些伪满洲国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如果那些对你们恨之入骨的东北老百姓，一旦得知你们乘坐这列火车，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劫车，或者闯上车来，和你们拼命，和你们算账。
　　“如果这些深受劫难的东北老百姓，从窗外看到这列车里坐的是你们，他们同样也会联络各站，找你们算账。
　　“当然，老百姓组织起来，要和你们算账，借以发泄一下多年的积怨，我们也是理解的，不会限制的，但我们不赞成发生这样的过激事件。因此，这列火车沿途各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只知道火车是从绥芬河开出，但谁都不知道车内乘客是些什么人。我们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我们考虑到这列火车要经过北满大地，要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火车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窗户糊起来。这样一来，不管火车开到什么地方，甚至是临时停车，我们都可以不必担心会出现意外。
　　“窗户糊起来，还有一个对外的需要，就是防止小商、小贩前来干扰。
　　“全国刚刚解放，沿途各火车站上的秩序和旧的传统习惯，原封没动，没有任何改变。譬如，客车一进站，就有很多小商小贩跑到车窗下叫卖，有鸡蛋、烧鸡，有烧饼、菜包子等地方小吃，应有尽有。而旅客一听窗外有人叫卖，坐在位置上，仅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和小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买卖方式，双方都满意，直到火车开动为止。然而，我们这列火车不能如此开放。为了避免小贩赶来叫卖，我们把窗糊起来。这样糊就意味着窗子不能开，无法通过窗子进行买卖，那些小贩也就不会跑过来，自讨没趣。况且，我们这些旅客身无分文，也没有必要只看不买，招惹麻烦。从这一点上说，我相信，你们也会支持我们把窗户糊起来的。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9）



　　“所谓‘对内亦防亦不防’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日子，朝鲜半岛在打仗，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边界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人民解放军要在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各铁路沿线，进行军事物资的运输。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为此，我们把客车窗户全糊起来，眼不见为净，也可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这就是对内也防的用心。但又不是绝对不准往外看。如果你们想往外看，就把头一低，从小缝里往外看，车外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说，糊窗户是对内亦防亦不防。
　　“这些话只是对你解释的，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明白了就好。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题外的话……”我总觉得溥仪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有罪之人。有的大臣吓得不敢吭声，而他却一再想问一些挑剔性问题。我想借此机会批他一句。我接着说：“我是个工作人员，说话也不一定算数。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
　　“我认为，你当过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代皇上，又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傀儡皇帝。我不知道你好事干了些什么，而坏事你却干了不少。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应该考虑考虑如何面对新中国人民的问题了。你的一些想法和国内人民的想法，很不合拍，而且相差的距离甚远。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现在，你还不抓紧时间，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检讨一下自己，却在脑子里琢磨这个窗户。似乎这车厢的安排，有些委屈你了。
　　“我这话可能重了一些，只是提醒你考虑考虑而已。”
　　“不重，不重，我不在意。你说得不错，我服。”
　　接着，溥仪又问：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这列火车开往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是刑场，还是天牢？”
　　我对溥仪的这个问题，不满意，觉得怪怪的。他说是送他去刑场或天牢，简直是屁话。人人皆知，送死犯到刑场这类事，也不是外交部派人的事啊！溥仪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也许是想套我说点什么。
　　我也就不客气地对溥仪说：“你是明知故问！是不是送你去刑场这个问题，已经答复你了，怎么还问。接受你们从苏联回国的是新中国外交部代表；接送你们的是一个客车车厢，没有武装押送；陆代表向你又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和对你的态度。这些事实和这些话，你该看得清听得明白了吧！
　　“我们的小王和列车员在你一上火车，就向你表示了欢迎；而且我们又以高标准的伙食招待你，我们还请了有经验的医师，一路上照顾你们，还派了一位模范列车员，到本车厢为你们服务。这些事实是说明要送你去刑场、去天牢吗？
　　“大清王朝的天牢犯人，最起码也要五花大绑吧！这样的鲜明对比，你当皇上的还看不出来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本列车既不是去监狱，也不是去天牢，而是开往沈阳。到沈阳之后，有人会安排你们的住处。我们接送你们回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溥仪听后立即说：“你们说的话和我所看到的事实，我都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我就是很想听到你们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请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必死无疑？希望你对我多说说，我很想多听听。”
　　看来，溥仪对“死”的问题，想得很多，他和陆曦已谈了不少“死”的问题，还没谈够。在我很生硬地说了他两句之后，他又提出了关于“死”的问题，要我表态。
　　我只好再补充几句，我说：
　　“你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围绕着一个‘死’字，提出了很多问题。可见，你在死的问题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怕死？”
　　我这样反问，出自藐视和无奈，也只能如此开门见山。这对皇上来说，如遭青天霹雳有些受不了。
　　在旧社会，谁敢当面反问皇上这类问题。这是欺君、是诅咒君主，必然招致杀身大祸。而今，溥仪一听，他那张发黄的脸，立即拉得很长，有些发青，眼睛瞪得圆圆的，却一声不吭。他这是在发怒，还是满不在乎？我也弄不清楚。
　　既然他不理睬我的反问，我就接着继续说，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说：
　　“怕死？谁也弄不清你为什么怕死？当你跨进祖国国门之后，没有人慢待你，也没有人说，要你死。你为什么会担心被杀呢？假如我们要想杀你，很简单，只要把你留在苏联，你就会和沙皇一样死于非命。何必还要通过外交途径，把你接回来呢！
　　“你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你真的不想死，还不那么容易呢。今天，万万没想到，你一踏入国门，对眼前出现的事实，你不往心里去。反而没完没了地絮叨着一个‘死’字，实在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谁也没逼你，没惹你；你没看到任何要你死的迹象，为什么要纠缠这个‘死’字不放呢？”
　　逆耳之言，对溥仪这种人来说，是不会没有触动的，但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溥仪听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若无人，不吭一声。
　　隔了一会儿，溥仪突然掉过头来问陆曦：“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似乎想让陆确认一下，他还死不了。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0）



　　陆曦被问愣了，他不知溥仪问的是哪句话，也不知溥仪对哪句话有怀疑。由于溥仪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直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陆曦也不想再问，于是便脱口而出说：
　　“我们不说假话。我们说的话，都是认真负责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溥仪听后，眉开眼笑地说：“我愿意和你多说说话。我想多听听。”陆曦表示说：“好！晚饭后，我们再谈。”
　　溥仪虽表示了还要找陆曦再谈的愿望。但晚饭之后，溥仪却踏踏实实地盖上毛毯，睡起觉来了。
　　我们和溥仪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溥仪的反应，却令人难以揣摩。
　　对此，我有些恼火。一个卖国皇帝，还那样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透。
　　溥仪对我们谈的一些意见，是接受，还是反对，也不表示个态度。究竟他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谁也弄不清。当时，我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卖国求荣的皇帝。
　　我和陆曦认为，溥仪想和我们谈话的用心是，一味想试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却丝毫没有诚意。讲好要在晚饭之后再继续谈，可他却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了。
　　于是，我们也没再理他，让他睡吧！
　　溥仪等人都睡了之后，我和陆曦都不想睡，便聊起了日本战俘的事。
　　我们这次引渡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接受苏联移交给中方的大批日本战犯和战俘。因此在沿途中，掌握一下日本战俘的情况，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们两人也没有力量照顾那么多，又没有日文翻译；溥仪和日本战俘还要区别对待等情况，我们只能除了关注溥仪等人外，对日本战犯、战俘的情况，只能做原则性的掌握。
　　日本战俘969名，按他们的军衔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被安排乘坐闷罐车里。闷罐车里，地铺稻草垫，可席地而坐；车厢上方两侧有四个小窗户，可通风换气；把车门一关，你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那些挑衅滋事之徒，想闹点事，也只能是自讨苦吃。一部分日俘将领军官被安排乘坐前面一节糊了窗户的车厢里。
　　这列火车离开绥芬河后，前面车厢的日本战俘，由公安部专人看管。因此，有关日本战俘在沿途的情况，我和陆曦在后面车厢里，就了解得不多。
　　仅就听陆曦说的和我们看到的有关日本战俘的一些材料，就已经使我大吃一惊了。
　　一份日本战犯名单，有几个拼音的名字就把我吓了一跳。这份名单中，每个名下，都有官衔和许多注解。可以看出，这些侵华日军将领，个个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都是些吃人魔王。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例如名单里最刺眼的有：日本关东军头子武部六藏，他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血腥统治伪满洲国的刽子手；二号“太上皇”是，武部六藏的副手古海忠之；还有在山东施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伐；还有在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关东军731部队的支部长神厚秀夫等。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此时，把这批日本战犯交给东北老百姓，交给那些横遭日寇屠杀、幸免生还的老百姓，立即会把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
　　苏联方面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曾对陆曦说：这些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在苏联关押的五年期间里，一直不服管教，经常闹事。有的日本将佐级战犯，并没把自己看成是战败国的俘虏，倒像凯旋归来的功臣，还那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低级官兵的素质也很坏，他们整天骂骂咧咧的，怨气冲天；有的战犯还经常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视死如归的架势。好像谁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苏联战俘管教所对这些日本战犯也进行了一些严格教育，但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有许多日本战俘抓住一条国际惯例而有恃无恐，认为战后应尽早把他们遣送回国，不应长期押在战胜国内不放。因而，这些战俘还时不时地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关于处理这批日本战俘问题，苏中双方高层领导人已达成协议，拟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因为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直接受害国。这批日本战俘对被移交到中国一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
　　为了顺利地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中方，并防止这些战俘途中闹事，苏联战俘管理局没有告诉战俘要转移的去向。
　　在苏联境内，由于日俘一再追问，苏方押送人员骗他们说，将遣返他们回国。开始，这些战犯信以为真，途中还算平静。后来，当火车转向开往格罗捷阔沃时，有些机警的战俘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是向东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向西开往中国边境，已感到有些不对头。当他们看到火车在格罗捷阔沃停车，并知道边境对面就是中国小城绥芬河时，就断定他们不是被遣送回国，而是被转移到中国。这时，这些战俘大部分都按捺不住对苏方欺骗的不满，也收敛不住对被移交到中国的恐惧。
　　火车西去一事，在日本战俘中传开后，车厢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的害怕，有的不服，有的沮丧。
　　所谓沮丧，是许多日本战犯本来就看不起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片“散沙”腐败落后的国家，中国人都是些软弱无力的东亚病夫，东北又是他们日本统治多年的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统治者低能、经济又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收容日本战俘？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1）



　　如果说，当年他们这些日本官兵作为俘虏被收容到苏联集中营，他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苏联是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不仅强悍的德国败在苏军手中，而且“武运长久”的日本军也被苏军击垮。因此，苏联才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它才有资格收容日本战俘。而今天，他们竟被移交给中国收容、管理和审判，因没有思想准备，而深感沮丧。
　　所谓不服，是许多日本战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以为然。有些日本战犯是长期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除血腥镇压中共领导的“东北联军”外，没和中共主力部队交过锋，没吃过中共的苦头，因而对中共也不了解。而且，他们长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满脑子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们认为一个代表贫穷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靠日本三八大盖枪起家的政权，维持不了多久。而今天，这些日本人，竟要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他们十分不服。
　　所谓害怕，是因为这批日本战俘曾在东北作恶多端，杀人无数，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这批日本战俘都想逃回日本，以逃避欠下的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