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剑桥--历史和文化-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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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桥的近亲联姻也有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即使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大学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大学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大学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的导师，因为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剑桥人金斯利既是工人阶级的骄傲又是亲王教育者，既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又是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他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他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什，资助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是以他的前辈—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它的催化剂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业革命几乎没有波及到剑桥大学。1845年，在市民和学校师生争执了20年之后，至少铁路修到了这里，虽然学校竭力阻止铁路修到这里（和牛津一样）。校长强烈抗议星期天通往伦敦的廉价火车票，这种星期天的出游“不仅校方觉得可恶，也必然让上帝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觉得讨厌”。
剑桥大学至少让火车站修在远离市中心的当时还是一片空旷的地带。那里，在城市东面，盖起来铁路工人的一排排宿舍楼，人们称这个罗姆赛区为“小俄罗斯”，而大学教师们住在城西的别墅里。19世纪，剑桥人口增加了4倍，当地居民人数将近5万。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纪时的市中心，挤在周围的胡同和院子里。贫困、伤寒、卖淫在那里司空见惯。当时全部废水都排进了剑河，当维多利亚女王1868年访问剑桥大学时，她从一座桥上往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着实令她感到费解。“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令人悲伤的追思祷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回想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身边，在那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奶油咖啡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大学是一个快乐优雅和自由辩论知识的地方，代表人物有罗素、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得到大力发展，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人丁兴旺。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和平年代的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大学志愿者，阵亡时书包里还装着《资本论》。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惟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时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大学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这样的著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杰出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林，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1939年就有近4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所。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大学成为英国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1/10的避难申请者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大学找到了避难所，包括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对事业的毕生追求—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今天穿行在剑桥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院都能看到二战阵亡者纪念碑，单在彼得豪斯学院这样一所小学院里，纪念碑上就刻有60个名字，而三一学院有389个。1945年后废除了在夜色降临后上街必须穿长袍的规定—大变革前的一个小信号。学生人数剧增，从不足6000人（1938年）上升到1。2万多人（1984年）。今天剑桥大学共有31所学院，约1。7万名学生。新建的学院里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渐渐地，剑桥大学大大超出了市中心。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就在城西出现了一个新校区。自然科学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59年夏天，剑桥大学举办了一场引起轰动而且至今仍被援引的讲座，虽然讲座内容早已不新鲜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斯诺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学家缺乏文学教育，人文学者对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一无所知。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理论尤其在剑桥大学引起了盛怒。数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证吗？当时的文学史泰斗、唐宁学院的利维斯教师成了斯诺最无情的对手，但他的辩论早就过时了。计算机技术和遗传技术代表着社会的重大变化，然而文化界官员们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剑桥大学的思想精英比英国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适应了这一发展，这不光是体现在创建丘吉尔学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催化剂。剑桥大学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它的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些只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看做古老的教育精英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从而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成本和适当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对培养他们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善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面对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遴选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地展示他的高超辩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他必须作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是全英国最低的（英国为1％，而德国为50％左右）。当大学陷进一场财政和自我认知危机时，城市及其周围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1970年在东北方向的城市边缘创建的科技园就是这一“剑桥大学现象”的象征，它是由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倡议创办的，这块地皮从1443年以来就属于三一学院。他计划建造一座美国模式的科技园，供有创意的公司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将基础研究和经济实用、工业和大学联系起来，使双方都有利可图。今天，剑桥科技园有近70家公司，是英伦岛屿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集聚地。而这块50公顷的场地上，绿树掩映，亭阁点缀，更像老年人的休假胜地。如果你对Abcam、Xaar和NAPP公司的实验不感兴趣，也可以将这整个科技园当做一座苗圃来欣赏，因为经验丰富的动物学家布拉德菲尔德博士还有第二个抱负—在一座座实验室之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木，就像字母表里的字母一样，从槭树到雪松，应有尽有。
剑桥科技园是英国（只在苏格兰有个斯特拉克里德科技园）的第一个科技园，在它未建成之前出过一系列小小的倡议。在美国硅谷的10多年高科技繁荣之后，剑桥周围也建起了高度专业化的小公司。它们的创办者多是一些年轻科学家—牛顿的后辈们，他们宁愿自己干，也不想接受薪水很低的教学任务，他们是撒切尔夫人极度扶持的高科技试验家们。万维网的发明者物理学家蒂姆·贝纳斯欣罹褪墙Ｇ糯笱П弦瞪⒐氖孜灰蛱赝谕蚋晃獭utonomy信息管理公司的创办人迈克·林奇，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剑桥大学范围内已经有400多家这种公司了。硅沼成了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典型例子，也是全地区经济繁荣的榜样。
1987年，圣约翰学院在科技园对面创建了一座自己的研发中心。这一未来技术和数百年大学传统的结合，其影响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索尼、奥科维提（Olivetti）、微软，以及后来数不清的工业革命的全球性企业如今都在硅沼设有研发中心。如果不是这里，哪里才是21世纪欧洲的尖端科技中心呢？今天，剑桥周围有公司将近1500家，员工近33000人。几年来，剑桥郡一直就是英国发展最迅速的伯爵领地。《独立报》1999年写道：“这座大学城（gown…town）已经成为一座繁荣市镇。”然而这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交通和住房问题。
每天有4万人开着汽车从附近的村庄来剑桥上班。那里上下班高峰期时的交通堵塞比伦敦还要严重，就连位于城郊的停车场、汽车站都难以缓解这一窘迫的状况。如今，城内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禁止汽车行驶，而自行车又逐渐成了剑桥街头的一个特殊问题。步行者活动团体想将自行车逐出市中心的尝试不仅挑起了市民和院校师生之间的敌意，而且也激化了工党市议院（自行车派）和保守的伯爵领地议会（步行派）之间的矛盾。其实导致这座小城道路堵塞的主要是旅游者，每年大约300多万游客到这里参观游览。毫不奇怪，市议会已经在酝酿像“离开伟大的剑桥日（GreatCambridgestayawayday）”这样的反游客运动了，他们的口号是：“剑桥已人满为患……我们不需要你！”
拥有12多万居民的这座城市也“已人满为患”。剑桥的房价每年约增长20％，这是住房紧缺和硅沼繁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连从前的工人居住区罗姆赛区的狭窄住宅也超过15万欧元；在西城边买房支付40万欧元已司空见惯，斯托莱路上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别墅也卖到了1500万欧元。鉴于这种昂贵的房价，许多人宁愿住在艾利或亨廷顿，平时开车来剑桥上班。市政规划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修建几万套新房，可建在哪里呢？现状着实令规划人员左右为难。一所建在农村的大学，发展成了新经济中心，而其基础设施却还是中世纪小市镇式的—这也属于“剑桥现象”。
“它好像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展览场所。”早在1869年，三一学院的教师亨利·西奇威克就不无担心地说道：“求学应去别处，而我们则沦为导游。真正的剑桥人将成为讲解学院历史的古董人员，酷爱‘废墟文化’。”和别处相比，剑桥城的社会结构分化更严重。今天，市民和师生之间原先的界限早已不存在了。大学里的中等阶层与硅沼的软件百万富翁共存，知识和技术精英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共存。虽然失业率很低，但还是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比如城北的阿尔布利这样的问题城区。但由于不同的群体混在一起，社会对立不是那么明显。哪里最不平等，哪里就最需要调和的艺术。在剑桥，这一点似乎取得了成功。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4节 使徒和间谍：“剑桥秘密网络”
如果我必须在出卖我的祖国和出卖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敢于出卖我的祖国。
—E·M·福斯特，1951年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同他的朋友们一道成立了一个辩论俱乐部—剑桥座谈会。由于它当初成立时只有12名成员，后人一直称它“使徒俱乐部”，创始人乔治·汤姆森生前系直布罗陀英国圣公会主教。俱乐部最有名的成员是吉姆·菲尔比，克格勃（KGB）间谍，曾被授予最高勋章，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使徒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先是在圣约翰学院，后来转到三一学院，诗人艾尔弗雷德·坦尼森是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们讨论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事物，而俱乐部的规定仅有一条：相互之间绝对坦率，对外完全保密。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不可知论者，他们怀疑一切。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科学和道德上的一切正统理论提出质疑。他们提出的许多不同见解在剑桥大学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使徒们以英国特有的方式维护着他们的颠覆思想，俱乐部内部绝对保密。他们比谁都熟练地掌握着这一技能，激进地同现有的思想决裂，又不放弃自己的上层社会及其舒适生活。
这一秘密组织之所以举世闻名，同俱乐部成员中的知名人士和他们写回忆录的痴迷有关。莱奥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凯恩斯、鲁珀特·布鲁克、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小说家E·M·福斯特、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他们全都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20世纪初，场面更为蔚为壮观。大多数使徒来自三一学院，这是剑桥大学最富裕、最高贵的学院，很多成员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圈子有往来。时任俱乐部主席的哲学家G·E·穆尔是这样概括使徒们的理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