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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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口激增，宗法制度逐渐解体，西方资本主义传入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游民聚集在大小城市，对各个阶层都有影响。统治阶级有些怕他们，但是又看到游民的唯利是图，有容易利用的一面；接近游民的城市下层民众直接受到他们的欺侮，但是，当看到他们敢于对抗更强大的有组织力量——政府时，又不免有些赞叹；文士（包括新形成的知识分子）虽然鄙视游民的粗俗，但更多的还是看到他们勇敢和成功的一面，而且认为这是中国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自己所缺少的，因此，除了少数特别有见识的分子以外，对游民是赞赏多于批评的。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们——特别是热心社会变革的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游民确实是存在几分欣羡，甚至要加以依靠的。所以知识阶层也有一个游民化的问题，特别是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知识分子。
在对待游民的问题上，也许只有鲁迅是清醒的。他一生不断地与游民和游民意识作斗争（他往往称之为“流氓”）。他写了《阿Q正传》，揭示了游民的“革命”本质，他们只热衷三大目标——抢东西、抢人（即封建统治者所争夺的“玉帛子女”）、报仇。因此，作者也不指望阿Q们“革命”的成功，而且，毫不惋惜地把他送上断头台。《阿Q正传》和阿Q这个典型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有些尚未被人们认识。有些学者分析韦小宝典型意义时，把他与阿Q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对于两个成功的文学形象的不同的态度。鲁迅还为我们描写了许多带有游民习气的新旧知识分子类型，揭示了他们的特征，有些还成为典型，为人们所熟知。例如他笔下“洋场恶少”、“才子加流氓”、“奴隶总管”和故意装出凶恶面孔的“左派”批评家等等形象，不仅可笑，而且深刻。这些绰号多是赠予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这使许多人感到不解，以为鲁迅偏激。其实鲁迅是从维护革命的纯洁性出发的。他感到越是主张变革、主张革命的人们，越要不断清除游民文化的影响。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我们从韦小宝的成功，可以看出，即使像金庸这样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心灵深处也有对游民艳羡的一面。当然，这种局限不是金庸先生一个人的，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因此知识分子的疲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深深感受到所属群体的懦弱性，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较之尤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其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金庸只从韦小宝对于正统和非正统专制权威的亵渎中汲取快感（其中有些是不该亵渎的），作者对于一切神圣的否定，也反映游民对盲目破坏的热衷，实际上这种亵渎是缺少正面意义的，它给人民带来不了任何利益，也无助于历史的进步。而且，韦小宝亵渎神圣和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是从其个性中引申出来，可以说积历史腐败和黑暗之大成。金庸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破坏社会权威和争取个人利益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说“大哥”（1）
说“大哥”
把大哥作一个评说的话题，可能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以为哥们兄弟是五伦之一，司空见惯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觉得越是常见的事，人们越是不易于作深入的了解，越是常见的事越容易被大家忽视。“大哥”也是这样。例如你知道“大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吗？是不是“大哥”这个称呼只有被弟弟或者年龄类似弟弟的人称呼呢？“大哥”这个称呼除了负载兄弟之间的伦理内容外，还有其他意义吗？这些其实是未必人人清楚的，于是便有了我说话的空间。
现在称“大哥”是极为平常的事了，可是像我一样长期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的人们，只习惯两个称呼，一是“同学”，一是“同志”（后一个称呼尤其是个人安全的保障，当1964
年我大学毕业时，“同学”的称呼成过去式了，“同志”的称呼却没有获得，这就是被打入另类的明证）。现在勉强能接受“先生”了，至于哥们之类的称呼，听着还是觉得刺耳。因为长期在学校和研究单位工作，这些地方的空气仿佛是与外界隔离的，对于社会上的变化不敏
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以作这些单位风气的写照。外面已经“王老板”、“李小姐”、“张太太”了，而我们还处在“王同志”、“李同志”、“张同学”之中。头几年，有一次我去报账，会计称我为“大哥”，便觉得十分别扭，但我懂得这是人家特别的尊重，不好拒绝，含糊而应之。与别的同事说起来，他大笑：“你真是山中不知日月年啊！现在社会上都是这样称呼，用以表示关系很铁。”词汇的变迁是社会变化的指标，这个语言学原理是千真万确的。大革命风暴席卷法国时，巴黎的“老爷”、“小姐”，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一律称之为“公民”。从“理想主义”社会走向世俗社会也就是如此，只不过这次是从简单恢复到繁复罢了……这些说起来都是颇有趣味的，所以忍不住要评说一番。
一
先秦典籍中，兄长在书面语言上称作“兄”，《尚书·大诰》中周公就有“兄考”（父兄）一类的文字。可是在口语上，大哥称作“伯”。《诗经》中有《伯兮》，诗里的姑娘想念东征的情人，就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句子，这里的“伯”就是大哥。那时“哥”还没有兄长的意义，它与“ND222”是一个字，也作“歌”，指长言咏叹。《易经·中孚》卦中有云：“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一幅十分生动的画面：战争胜利了，俘虏了敌人，有人击鼓，有人欢呼；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放情高歌。这个“歌”字，有的本子就写作“哥”。东汉的许慎在《说文》中解释“哥”字时说：“哥，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歌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哥，是人发出的一种声音。古文（指先秦的诸国文字如籀文之类）就作歌唱的歌字。”这个用法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熟知古文音韵的沈约（他对格律诗的形成有重大贡献）在写作《宋书·乐志》时，把“歌”一律写作“哥”，如“音声足以发其哥咏”之类。这种情况直到隋末唐初才有了变化。当隋炀帝被杀于扬州后，越王杨侗在洛阳即位，他要拉拢在中原势力极大的李密，于是在他给李密的信中就称其为“宗哥”。这似乎是有记载的以“哥”尊称男人最早的例子，也是“哥”字新的意义。
唐代宫廷中特别爱用“哥”字。《全唐文》中收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数年帖》。此帖是信，但没有写明是给谁的，我们从行文中可知它是写给儿子的。李世民冒酷暑严寒在外征战，家里来信慰问。世民回信说：“宁可违凉忍暑，不能适己劳民。想汝诚心，惟吾是念。自非孝情深结，孰能以此为怀。”提到“孝情”，则非儿子莫属。让现代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帖的最后署“哥哥敕”。看来当时“哥哥”的含义要比现在宽泛，年长的男子便可称为“哥”，不必一定是同辈。《旧唐书·王琚传》说王琚向当时尚是太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建议，要除灭气焰熏天的太平公主，李隆基特有兴趣，于是拉王琚一起坐在榻上说：“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四哥”就是指他的父亲唐睿宗，担心除掉太平公主会伤父亲的心。可见在唐代的宫廷中，用“哥”来称父亲是较普遍的。
当然也有更多的是称同辈年长者的，“大哥”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是唐代故事最多的皇帝，不仅与女人的故事多，与兄弟之间的故事也不少。玄宗不是唐睿宗的长子，长子是李成器，后改名为宪。唐睿宗当上皇帝，李隆基有大功，李成器自料功业、能力都远逊于李隆基，所以坚决不做接班人——太子，让与隆基。隆基做了皇帝后，成器被封为宁王。宁王为人非常低调，谨守做臣子的本分，这使得君臣之间减少了猜忌，增加了亲情。唐玄宗称呼宁王为“大哥”或“宁哥”。有一次玄宗到宁王家做客，他对宁王说：“大哥好做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阿瞒”是李隆基的小名。这些故事在唐代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中唐诗人张祜有《宁哥来》诗，云：“黄幡绰指西向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宁王逝世以后，玄宗的祭文中又有“大哥孝友，近古莫俦”的句子。我们翻看唐代文献，就可以看到“大哥”、“二哥”等按照排行来称呼男性年长者的现象大量出现了。还有以“哥”作为名字的，甚至新罗国的一个贵族的名字就叫“金哥”。而在描写男女相悦的唐末小词里，哥哥妹妹这类有点肉麻的字眼是屡见于篇章的。
这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在唐代“哥”字出现了新的含义呢？现在还很难作深入论证。我想可能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入主流社会有关，这是一个南北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许多风俗礼仪、语言文化在这个时期发生很大变化。还可以注意到，唐初使用“哥”的多是北方贵族。在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期间，北方有许多民族融入，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但他们文化中有存在价值的东西（包括语言）也自然保存了下来。隋统一南北时，其文化背景是汉化了的鲜卑文化。唐皇族也是北周旧臣，与隋皇室属于同一文化背景。“哥”这一称呼可能就与鲜卑语有关，所以先始于皇室贵族，后来才逐渐为民间所接受。
到了宋代，“哥”的称呼普及了，甚至父母也称儿子女儿为哥哥姐姐，这大约是模仿自己孩子的语气而称子女的。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没有儿子，过继了一个赵ND075，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构后让位给继子，做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但父子间总是有些隔阂。孝宗有恢复中原、北伐金人的愿望，但赵构是被金人吓倒了，每当孝宗对他提到此事，他就会说：“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称儿子为“大哥”，这也是后代很少见的。
说“大哥”（2）
二
有一回看凤凰卫视台的“小莉看时事”节目，主持人小莉采访澳门赌王何鸿ND051博士。一开始小莉就问他：“您愿意人们怎么称呼您呢？”叫“赌王”？“赌”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好，现在如要正面报导“赌业”，都易其名为“博彩业”（真有些像一位古人所说：古之君子过贪泉，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过贪泉，更其名而饮之）。何鸿ND051博士说：“我希望他们叫我博士，或ND051哥。‘ND051哥’这个名字很好嘛。”所谓“ND051哥”就是ND051大哥。“博士”自不必说，它是个洋名，又是有学问的标志，人们都爱听。为什么年龄已经七八十岁的何博士愿意听“ND051哥”这个称呼呢？因为这个称呼是民间社会领袖的，它既带有民间性，又带有几分反主流的性质。何先生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官，不是靠官的支持发财，但又有点不弱于官的势力，而且以此自豪，故乐于人家叫他一声“ND051哥”。也许何鸿ND051博士并没有想到我所说的这些，但其潜意识中对“哥”的理解和认同一定是这样的。不仅何鸿ND051，成龙潜意识里也是如此。北京的电视台采访香港演员成龙，问他，为什么演艺界都管他叫“成龙大哥”呢？是不是因为年龄最长？成龙说，也不是，比他年长的也叫他大哥。他带有点自豪地说，连特首董建华先生也称他为“大哥”。这更说明了“大哥”另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与年龄大小和在主流社会地位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有关。在专制社会中，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民间除了家族组织外，其他一切组织都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领袖的。但社会是复杂的，有的人从宗法社会游离了出来，进入了城镇。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法组织中，人的个性萎缩了，个体缺少进取精神，对于他所不熟悉的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此时他们就想与有相同命运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共同奋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民常常挂在口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谓“朋友”，不是泛泛的，而是可以以心换心、完全信任、同生共死的那种朋友。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新的组织理念，更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他们只能模仿家族中的兄弟关系（因为双方是平等的，所以不能模仿父子关系，至于军队中，将帅士卒之间往往模仿父子关系）组织起来。而社会经验多、阅历丰富、能力强的，往往被尊为“大哥”。元杂剧《桃园结义》中，写到刘关张三人于街头相遇，一起到酒楼喝酒，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现出蛇穿七窍。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就
是游民最早的和最简单的结合方式——桃园三结义。为了结义的稳固，还要有一系列的仪式，如对天盟誓（“桃园三结义”中是杀白马乌牛以祭天地——据说这是契丹的风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换帖（彼此交换写着上下三代和个人生辰八字的庚帖）；引见彼此的父母等，经过了这些仪式便成了情同骨肉的兄弟。在江湖人看来，这种兄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妻子、儿女等。《三国演义》的刘备就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我们读历代的三国故事及写三国的诗歌，可以看到唐人的着眼点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讲君圣臣贤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故事。到了宋代，至晚是宋末，人们在讲三国故事时着眼点变了，变成了“桃园三结义”，变成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了；这是江湖人眼中的三国。游民、江湖人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刘关张是他们的榜样。特别是刘备这样有组织能力、有胆有识、并且能够爱护结义兄弟、愿意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大哥，是人们拥戴的对象。从这个故事流行起，“大哥”就成为江湖领袖的别名。成龙们意义上的“大哥”最早就是这样来的。
长期生活在宗法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宗法后，由于生活的艰辛，总是幻想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依靠的组织或个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的游民，也需要一些“大哥”式的人物作为依靠。于是凡是能与“大哥”攀上关系的，无不乐而从之，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归属感，仿佛长久飘泊无依而突然有了家一样。《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等人，在见到宋江以后，欢悦异常，从此终生追随。他们之所以维护梁山，并非倾心于某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梁山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