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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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到宋江以后，欢悦异常，从此终生追随。他们之所以维护梁山，并非倾心于某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梁山与宋大哥是一体的，没有宋大哥也就没有什么梁山。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这类题材的杂剧等，塑造了刘备、宋江这样的“大哥”的形象，从此以后，“大哥”就成为传统通俗文艺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类型。大哥形象还有个伴生物，就是张飞、李逵类型的粗豪的勇敢分子。例如《精忠说岳》中的岳飞（大哥）和牛皋（勇敢分子）；《说唐》中的秦琼与程咬金；《杨家将》中的杨延昭与孟良、焦赞；《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与郑子明，等等。作品中一般都写成这样：大哥是江湖上有形群体（如结义兄弟、秘密帮会、山头）或无形群体的领袖，他们宽宏大量，能够原谅弟兄们的过错；他们讲义气，爱护兄弟，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能在物质上给弟兄们提供最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御下有术，能够公平对待下面的众兄弟，让兄弟们跟着他一起发展，在危险中能把弟兄们引入安全的港湾。当然这些有的可能真正出于他们的本心或者部分地出于本心，大多可能就是技术操作，是演给人看的（如在当阳桥赵云救阿斗之后，刘备所表现的对赵云的爱护，就被老百姓理解为“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宋江常常以金钱资助江湖兄弟，就被金圣叹认为是虚伪），但关键看你是否能够赢得弟兄们的信任。有了信任，追随者就会死心塌地为你冲锋陷阵。此时真伪问题就不重要了，因为生活在生死线上的游民是只关注结果，而不会追究原初的动机的。
说“大哥”（3）
为什么“大哥”总是与粗豪的“勇敢分子”连结在一起呢？从生活现实这一点来说，这些“勇敢分子”大多心智不成熟，他们需要有一个“大哥”来作为依靠。从表面上看来，李逵、张飞（指文学形象，勿混同于历史人物）等人粗豪健壮，无畏无惧，做起事情来一往无前，谁也不在其眼下；但从精神状态上和人格上来说，他们还处于儿童状态，缺少独立性，必须有精神保姆。对于个性不成熟的人们，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人愿意充当喽NB024，即使没有合格的山大王（大哥），他们也要造一个，拥立一个。于是，“大哥”就成了李逵之类的崇拜对象（青年人大多有崇拜偶像，也与其个性不成熟有关，通俗歌曲演唱会上的狂热，真令人想起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情景）。这种精神上幼稚而体魄又很雄伟的人，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像一头没有驯养的大象，暴躁起来，其破坏力可以想见。
作为游民或江湖领袖的大哥，本质上也是反社会的，他们的目标比勇敢分子宏大，是要在社会动乱中分得一杯羹，或成为社会某个方面的主宰。然而大哥与粗豪的勇敢分子不同，他具备上面所述的那些品质，他们外在的宽容与温和，他们处世的技术与技巧，使得他们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们也乐于做江湖上勇于进击者即勇敢分子的制动机，甚至制约勇敢分子的某些活动，从而模糊了他们的真正面目，这样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活动中，他们显得应付裕如。试想如果梁山上都是李逵一类的勇敢分子，梁山的“替天行道”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就不可能出笼，一味地反秩序，统治者能接受吗？因此“大哥”形象的出现，不仅是这类故事的情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更是这类作品在专制制度下能够被主流社会容纳所必需的。
后来，更成熟的游民组织出现了，如组帮结社（都是秘密状态），但因为是游民的聚合，他们往往采取平等方式，帮会内以兄弟相称（秘密宗教则模仿宗法中的父子关系，以师徒相称，而且也按字排辈），首领仍是大哥，或称“老大”。清末统治能力日趋衰落，官方的力量往往不敌帮会，甚至衙门中公人差役大多也是帮会分子。这个时候大哥的威风，不减于官吏。孙中山先生在宣讲“三民主义”时曾说：“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兵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流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发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海底》）这使得左宗棠大吃一惊，便设法镇压。由此可知“大龙头”（就是老大或大哥）的威势。
游民组织在初起时，“哥不大，弟不小”，兄弟之间还有许多温情（主要体现在给钱上，如李逵初见宋江之时）；待这个组织成了一定气候以后，就要建立秩序，令行禁止，对于弟兄的专制往往比专制的主流社会更甚。弟兄犯规，“三刀六洞”的处分是常见的，龙头大哥处死一个弟兄，简直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这时温情消褪了，更强调的是“大”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帮会的原则“哥不大，弟不小”也还在，要保持虚假的平等，首领还是人们的大哥，尽管这个“大哥”比大爷还可怖。
明末清初活跃于闽南的天地会（洪门）和后来的变种哥老会，清至民国间时活跃于两广、云贵、四川、两湖一带。在这些地方，当“大哥”和被人称为“大哥”都是很体面的事。人们也乐于以此逢迎民间有权有势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现今的演艺界人士，就是由奔走江湖的艺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称兄道弟，对那些有人望并受到众人拥护的，称之为“大哥”，仿佛是他们的领导一样，受到他们的信赖。至于色情业、赌业、娱乐业，即使政府准许登记开业，照章纳税，但也不能不买通黑道，不能不接受秘密帮会的“保护”，这是传统的老规矩。从业者不管多么富有，历来也被看作是江湖人。这些人中的巨擘，自然要称“大哥大”或“大姐大”。
三
往昔的老北京还有一种“官称”为大哥的人，他不是游民领袖，而是街里街坊中特别有公信力、并且勇于公益的人。这是在邻里的长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他们有人缘、热心肠，邻里有事，他愿意奔前跑后；街坊发生了纠纷，他能替人了事，从中得到一种快感、满足感。那时没有居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邻里之间的矛盾都由邻里自己解决。这些大哥就成为这一片居民的主心骨，摆平一切是非。老舍在长篇小说《离婚》中所写的张大哥，就是这么一位。他无偿地帮助别人，热心地为亲友奔走，换来了人们的尊敬，张大哥也很自足。书中写道：“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就这么足。”但是日本侵占北京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控制，建立了居民组织，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就不是张大哥所能左右了，甚至连自己也顾不了了。
中国有些地方不欢迎人家叫大哥，像山东某些地区（如阳谷县），那是因为《水浒传》的影响。大哥是武大郎，谁愿意做戴绿帽子的？于是人们欢迎叫二哥，二哥是武松，打虎英雄。天津人也不欢迎叫大哥，因为旧社会时，天津有拴娃娃的习俗，年青人一结婚，先到娘娘庙拴个娃娃，那个泥娃娃遂成为老大，再生的孩子为老二。大哥是指那泥娃娃。
世间的趣事真多，难以尽述。
说游侠（1）
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
《论语》开篇第一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在今天大概已是人人耳熟能详了，但其中有些特别重要的意义，则恐怕未必人人都会意识到。它除了说明孔子对学习、朋友和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视外，还反映了社会的重大变化：“学”已经向全民开放，不再是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所以它才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同时以垂直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正在松动，人们的横向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以致有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与自己切磋学习。这种“横向交往”，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游侠”的社会基础。
一、“侠”不必“武”，却不能不“游”
周代实行分封制，其社会结构是宗君一体的，并按照封建等级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大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点，并牢牢地被确定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宗族外，很少与他人发生关系。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这个网络的“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控制。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则是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多是卿大夫中的家臣和武士，在社会系统中作为统治者与人民的中介，沟通上下，保卫国家，很少有“横向交往”。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许多最活跃的因素如人口、生产工具、生产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诸侯、卿大夫乃至士人，如果所依托的经济有了较大的改变，肯定是会不安其位的。于是破人之国、破人之家者比比皆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社会失控，士人失职，死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仅不能发展，有的甚至不再可能。士人要生存、发展，流动性就自然增加。于是，“有朋自远方来”就成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而在日益增多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善于交往、众望所归的人物，这种人物就是原本意义的“侠”。
人们一谈到“侠”，往往想到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或者受韩非的“侠以武犯禁”的影响，总把“侠”与“武”联系起来，当然武与侠有关，但侠的原始意义却不在于武。《说文》段玉裁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甲骨文中没有“侠”，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我们仔细品味这段话，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①近世贵族的游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这些人都是以广交游、门客众多而闻名的贵族。②布衣之侠虽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誉，但由于儒墨两家缺于记载，不为后世所知，司马迁很遗憾。③无论哪一种侠，他们的特征都不在于“武”，不以勇武见长。贵族之侠特征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闾巷之侠”也是“修行砥名，声施天下，莫不称贤”的。所谓“显名”、“声施天下”，都是指他们被天下人们所了解和赞许，有众多的朋友的支持。这才是“侠”的古义。还有一个旁证：《史记》中司马迁还写了《刺客列传》，里面所收之人，后世也有把他们看作“侠”的，如豫让、聂政、荆轲等。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怕死、会剑术，还勇于任事，而且礼义逊让、沉雄果毅兼而有之。他们都是闾巷布衣，如果把他们称为“侠”的话，司马迁就不会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了。为什么太史公不称他们为“侠”呢？关键就是他们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许多朋友追随的人物。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侠”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赞美、称颂游侠的司马迁，从交游角度来理解“侠”，就是反对和贬斥游侠的汉代史学家荀悦，也是这样批评游侠的。他在《汉纪》中说，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亲情，侠客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宾客的欢心，所以荀悦才对游侠口诛笔伐。这种把交游广泛看作游侠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直到近世也没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有什么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长就是削梨皮。1930年代，吹捧他们的人还是把他们称为“大侠”。当时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张大声誉。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中，就说杜月笙是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日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显慕其风”。这不是仍然在称赞杜月笙轻财重义、爱好交游吗？章太炎的学生还请章为杜月笙家祠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说杜是当代的大侠，特别爱重朋友（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广交游不是目的，贵族之侠广交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门客与朋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平民行侠，虽然不能断然说他们没有个人目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更多地是承继了作为贵族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在春秋以前，这种意识与精神是作为一个“士”所必须要具备的，但自从贵族社会解体以后，士人群体分崩离析，大部分士人边缘化，“无恒产者无恒心”，许多人变成了没有是非观的游士。但毕竟这种精神存在了几百年，在春秋、战国还能崇尚多元性的时期不可能消失殆尽。它或被一些学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所接受，成为他们“兼济天下”的动力；或被一些侠者所接受，使他们勇于为正义、为他人而牺牲。这样的“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承担着社会的道义，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说游侠（2）
二、游侠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选择
由于侠者有朋友、追随者和名誉，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们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甚至演化为对抗，用武力破坏当时的统治秩序。所以韩非说“侠以武犯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上面所说只是要证明“侠”的原始意义不是“武”，当然要与社会主流相对抗，要实现社会正义，没有“武”也不行。
《史记·游侠列传》主要写了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四个侠客，突出了他们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退让谦逊、不伐其德的高尚品质。因此，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戴，朋友遍天下；在专制时代，在公理不明、法律不彰的时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当然没有谁推举或逼迫他们去这样做，更不是利益在驱使他们这样去做，何况他们本身把利益看得十分轻呢！这些人虽然被统治者所敌视、被正统人士所讨伐，然而受到下层人民的欢迎，更为不幸者所企盼。所以司马迁以唱叹的笔墨热烈地歌颂他们，说任何人都可能遭受不幸，古代的圣贤如虞舜、伊尹、傅说、吕尚，乃至孔子都遭遇过灾难，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有不幸就盼望侠客搭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