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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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3）
城市里的低层群体间是否会有更多的自由呢？是的，因为当前的市内社区只是暂时的，彼此间的利益相对松散，圈子相对较大，而且彼此间有一种相对强烈的排斥外来者的凝聚感，特别是对警察。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人们之间的居所彼此邻近（吱吱作响的床板会让人们知道墙的另一边正在发生什么），夏日傍晚敞开的窗户把院子变成一个公共大房间，使得邻居间的争吵和矛盾更突出，而且人们彼此经常在楼道、公共水龙头和公厕相遇，而这些地方就成了冲突不断产生的源泉。每座公寓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管理员，她几乎一成不变是一位妇女，早期的瑞士门卫和搬运工已经渐渐消失了。她为自己的中间地位而感到害怕，因为她夹在公众与个体、房客与房东之间，同时还与警察合谋，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状况时，警察都会向她求助而且想把她作为自己的眼线。她在幕后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她可以选择房客，而且如果没有她的允许，任何来访者和街头歌手都不能走进院子。那些居住在能直通街道的楼房里的人，对自己的私密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皮埃尔？桑索特评论道：“大多数居民将自己的存在囿限在低调而狭小的空间范围里。”商店是重要的会聚场所，有着自己的礼节编码和交往礼仪。一些常客担当着监守者、知己和旁观者的角色：面包师的妻子，尤其是杂货商，经常成为“邻里或街道甚或忏悔室里的耳朵”。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多种多样私人行为模式开放着的邻里，形成了一个比家庭远为复杂的社会。
人相对来说要比空间重要，一个人很少能够自由选择邻里或确定他需要赢得谁的影响，即使他并不接受他们。邻里之间会在家里和外面建立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种人人必须认可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与他们在民族、种族和出生地上不同的人，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正如路易丝？谢瓦利埃表明的，是一个村庄的聚合体。在拉普街，有一个住着许多奥弗涅人的区域，有些大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相似地，19世纪末，在普拉兹尔低洼地地区挤满了来自中部欧洲的犹太移民。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邻居们的反对、容忍或纵容将决定一个人生存的法则。但邻居们也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门槛是非常神圣的，在没有人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越过的，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噪声或是闻到可疑的臭气或有毒的气味。父母可能会打他们的孩子，丈夫可能会打他们的妻子；这些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报警。有时它会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形式来放松人们的舌头（指报警——译者注）从而导致外来的干涉。有些个人向警察和法院求助是人们的容忍度和公共干涉形式方面非常有趣的一种表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邻里间的问题都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而且大多数都被认为在事关神圣的家庭隐私方面，只限定发生在家里。
这里将不会过多地谈论有关家庭宠物的事，部分关于这个亲密世界的问题，阿兰？科班将会在这一主题的后面进行描述。狗、鸟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猫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福利的关注。动物们是家庭中的一员，而当人们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老朋友。人们分享有关宠物的新闻，而乔治？桑德的信件中包括了许多这类令人羡慕的例子。
大家庭（4）
动物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虚幻个体的象征。卡罗利娜？布拉姆和热纳维埃夫？布雷东是两条狗，它们的名字是由爱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姓氏起的。卡罗利娜把她的狗叫做热纳维埃夫（一位女性勇士），并通过不断叫它的名字来提醒它的虚拟主人。热纳维埃夫则把她的狗当作是她想生的孩子。狗被赋予了以下身份：迪潘夫人的狗带的项圈上写道：“我叫尼黑纳，我是夏埃附近诺衡区迪潘夫人家的。”它是在它女主人的大腿上过完最后的日子的，“最后被葬在我们花园的玫瑰丛下”。老园主说狗是被放了起来而不是被安葬了，对于一个纯化论者，除了对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外，他不会对任何人或物使用安葬这个词。
家庭宠物就这样开始了它升为“人类身份”的长久之路。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结果是有时事情会让法律尴尬。例如，一个人是否可以把他或她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狗？1983年法院认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动物的权利仅相当于儿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对于影响动物权利的问题相当敏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积极分子。
佣人的多少和组成要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雇用一名女佣标志着一个家庭正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家庭有仆人伺候，家中的女主人充满闲情逸致，仆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家庭服务遵循贵族的方式，佣人是雇用的帮手，但并不是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会因为雇主众多个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主人。佣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身体甚至整个人奉献给主人。由于其本身古老的特性，佣人在家政社会的地位问题开始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在20世纪初，许多迹象表明家政服务正逐渐衰退——中产阶层的妇人们包括那些女权主义者抱怨说，她们很难找到帮手。
佣人世界是存在等级的。处在顶层的是那些家庭教师和奶妈，只有那些希望在家教育子女的富裕家庭才能付得起这方面的支出。这些佣人一般被视为准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的确是。由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家庭教师的数量比奶妈减少得更多。福楼拜在《俗语词典》中写道：他们总是那些来自遭受不幸的优越家庭；丈夫*，家庭生活危险。1847年，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这次表现了一位贵族成员如何堕落成殉情罪犯的典型事件震动了整个君主体制。19世纪初的奶妈们一般都是法国人，后来人们更喜欢英国和德国女孩。她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人的欲望目标。“小姐们”不得不戴着眼镜和扎着适当的圆髻，并假装一脸严肃来应对诱惑。
所有角色中最为难的恐怕是贴身男仆和寝室女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只要他们的人性角色被否认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了。他们与主人们的亲密接触没有困难，因为佣人只是没有性的生物。18世纪时，夏蒂丝女爵夫人可以很平静地叫她的贴身男仆隆尚帕帮她沐浴，不过隆尚帕在他的*中坦承，他已充分感受到这种要求给他带来的生理上的困扰。但一个半世纪以来，浴室已经变成了一个隐私场所，主人不愿把自己暴露给佣人们，而把自己藏在紧闭的门后。在《寝室女仆的日记》中，塞勒丝蒂娜？米尔博注意到，“夫人总是一个人穿衣和梳头。她把自己锁在化妆室里，一般是不允许我进去的。”从中可以看出，好像她对于被剥夺掉这样的特权感到遗憾。乔治？维格里奥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剥夺其实是严格按照个人的外在形象标准进行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5）
人们对更大隐私的需求不但影响了浴室，同样也影响了家庭里的其他部分，包括卧室。一位端庄的女主人会自己铺床，仆人们一般只会站在一旁而并不真正进屋。女主人可以看到他们，或至少在需要帮助时可以叫到她们。热雷米？贝塔姆的兄弟萨米埃尔为英国家庭设计了一个系统，让佣人们可以在远处听到主人的召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召集佣人的铃声在法国变得很普及。诺德雷伯爵抱怨说这种改变导致了和佣人间的隔膜。维洛特公爵的《家庭史》（1873）被当成一个范例，他把大部分注意集中在门厅、走廊和楼道上，这里是人们相遇、交流和疏散的主要通道。米什莱不能容忍生活在佣人们的监视之下，“那些富人们生活在对他们有敌意的佣人面前。他们在充满恨意和嘲弄的目光下吃饭、睡觉和*。他们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也没有家。”因此“家庭保持和平的重要原则就是只有两个人而不应有第三个人”。这种把佣人当作入侵者而对其拒绝的观念或许暗示着一种新意识的出现，同时也是佣人们被视为个体时代到来的迹象，这种发展最终将带来家政服务的终结。
在19世纪时，人们通过否认佣人的个性化来克服这种窘境，也就是忽视他或她的身体。安妮？马丁已经说明了佣人的个性被否认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真实姓名被抛弃，而当他们工作时被给予新的名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是玛丽。”总的来说，佣人是没有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性生活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或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佣人们睡觉的第七层一般都破旧而杂乱，这样的空间里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享乐之外，几乎与世隔绝。那些主妇经常对楼上发生的事怀有一种性幻想。
女仆们一般都不会结婚，通常也不会有情人、丈夫或孩子。如果灾难落在一位女佣人身上，她必须自己处理一切。据统计，很多妇女因杀婴罪而受到起诉。妇产科医院和未婚母亲避难所经常挤满了这些女佣人，而且她们通常被迫放弃孩子。当人们开始担心婴儿的出生率时，人们也渐渐开始容忍未婚妈妈的存在。为此许多佣人可以抚养自己的孩子，但这种抚养孩子的需求也使她们更加依赖这份工作。
如果女佣的孩子的父亲碰巧是男主人的话，她要么被迫离开，要么保持沉默。海伦？德穆斯和卡尔？*生了孩子，对此她一生都没有开口提及过。当海伦和卡尔逝世很久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莉诺才发现了真相。她后来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件私情而是因为掩盖真相的谎言。海伦？德穆斯在*家里的地位——她对于否定自己表示认同——成为那些被贬低的热心女佣人们的荒谬例子，这些妇女就像出现在一张家庭照片的一角的人，名字已经被人们忘却了。有些妇女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主人，没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一辈子当别人的奶妈，照看她主人的孩子。贝尔特？萨拉赞不但照顾生病的图卢兹？洛特雷克，还把主人的病情通知他的亲友们。避免苦恼和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无意识方式就是分享家庭的精神。普鲁斯特？弗朗索瓦兹的模特塞勒斯特？阿尔巴赫特和巴尔内的女佣贝尔特和纳塔利？克里福特都是她们主人们高尚品质的警觉和热情观察者。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6）
如果主人们不再希望被他们的佣人注视，佣人们也不愿忍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被忽视的话，这种封建时代的遗俗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不再适应社会了。尽管佣人中很少有人公开反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另选雇主，拒绝命令，不接受建议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女佣会把自己的贞洁留给丈夫并希望找到相配的人。19世纪末越来越少的外省人到城里寻求佣人的工作，部分是因为她们担心被感染上“巴黎”病——梅毒。“佣人危机”反映在报纸业为人们提供的许多职位，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和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最根本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这标志着私生活开始走向*化。
在19世纪，家庭模式的标准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制度本身和个人。人们在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像那些嫌疑犯。在这些时候私生活的原则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拥有个人隐私的权利也会受到质疑。那些单身和独居的人们，可能是自愿或被迫选择暂时或永久不能拥有家庭生活，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家庭生活的模仿支配着一些人的生活。如那些在剧院跳舞的芭蕾舞女们的“剧院妈妈”，就试图为她们找一个父亲在剧院的“家”里保护她们。在法国图尔附近麦特雷的一个监狱里，囚犯们会组成一个男人家庭，其中两个被尊为“大哥”。为了表示对家庭生活的厌恶，一些单身汉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独特理念，“家庭会让人丧失勇气，鼓励各种各样的懦弱，会剥夺掉所有妥协并把你淹没在牛奶和眼泪中。”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花花公子曾于1855年10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路易丝？布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福楼拜比安德烈？吉德更早说出了那句话：“我憎恨家庭。”
如果把家庭和它的内部舞台从私生活中除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两端：个体和社会。一个个体，像司汤达观察到的那样，会因个人的好奇心而膨胀，而如果他想探求正在出现的公共社会的复杂性的话，这种好奇心是必要的；有些人渴望那种中世纪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属于过时和准家庭社会的；还有一些人追求前卫的生活。
性别隔离是像学校、监狱以及公共福利机构这样一些单位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些未婚和独居的单身汉们。女修道院、神学院或一定程度上的军队都招收那些自愿者们。其他机构虽不这样，但都会利用长久以来被军队和教会使用的有效方式。那些与外面世界隔离的人要处在全面监视之下，这样才能阻止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被认为是对抗制度的情绪和可能反叛的来源，同时也是对他们交流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和对他们生理和性需求的怀疑。晚上，亲热的欲望最强的时候也是他们特别担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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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当局更愿把每个罪犯单独关在一间屋里或者“小格子”里，就像英国的寄宿学校一样，但毕竟资源有限。监狱虽是极端情况，但却说明了总的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要求建立独立狱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1875年通过了一项单独关押犯人的法案，但这项法律却从未强制实施过。卫士们利用牢房的窥视孔密切注视着里面，以控制混乱的发生。19世纪以至后来，隔离方法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疑心的天才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司汤达写道。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7）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类似的疑虑。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间的相似点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某个机构是由于职业需求还是其他原因，有天壤之别。总的来说，那些自由回应召唤的人会接受他们制定的规矩并能把组织的规则内在化。19世纪时，神学院里出现了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