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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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加在一起,足有20余万人,组织起来可以打几个大仗,但又苦于没钱。
正巧,朱庆澜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募了些款子。
听说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同盟军万事俱备,只差钱粮,便派人送去十万现洋。
这时,冯玉祥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也来到察哈尔。
吉鸿昌一见到老首长,不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他为国难当头,政府不抵抗而伤心。
他向冯玉祥表示,此次来找老首长不为别的,只为抗日。
他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死报效祖国。
冯玉祥被吉鸿昌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起吉鸿昌说:“没说的,咱们同心协力干,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
”
冯玉祥又致电两广、上海的将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述抗日决心,请求募捐支援。
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抗日言行非常不满。
便玩弄权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谈国是”。
冯立即予以拒绝,复电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希国民政府立即动员抗战。”
并提出12条建议,作为最后呼呈。
蒋介石见冯玉祥拒绝入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去张家口访冯,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
但冯不上蒋介石“调虎离山”的圈套,向来人明确表示:“蒋介石如果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官问题。”
“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的可能!
”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派黄少谷持他的亲笔信再次去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去南京商谈。
冯玉祥对黄少谷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公和中央要员皆应北上。
现日寇深入,已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
数日后,蒋介石又派李烈钧来游说拉拢冯玉祥,冯慨然表示,他和部将“只有上火线与倭寇一拼,一切名义,概不愿任”。
蒋介石来到保定后,汪精卫又发电请冯到保定与蒋介石谈谈,冯不予理睬。
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懋功访冯,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南下,电云:“迭电奉邀,未见命驾,同人日切翘盼,兹特再行电请,希即入京,共策大计。”
冯玉祥看完电报对左右人员大声说:“我冯玉祥宁为抗日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
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失守,察省形势危急。
张家口军民组织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民众武装抗日。
5月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
冯玉祥抗日大旗一举,察省民众立即响应,全国各地致电祝贺。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
这支抗日武装虽然装备低劣,但抗日士气很高,一上前线,便捷报频传,很快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向察省的商业重镇多伦挺进。
多伦当地人称“小上海”,是日军的战略据点。
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两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黄旗一带,日军西义第8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
7月5日,正当抗日同盟军挺进多伦,驱逐敌人前哨时,蒋介石因对冯玉祥威胁利诱不成,便决定给冯加上“赤化”罪名,予以武力消灭,并与日军取得默契,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获此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迅速攻占多伦。
7日下达总攻令后,当夜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
天亮之后,敌因获大炮支援,战斗更加激烈。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位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
9日继续进攻,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
14。悲歌又一曲(4)14。悲歌又一曲(4)
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次突击爬城,因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
11日,吉鸿昌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以为内应。
12日晨1时,发动总攻。
吉鸿昌袒胸露臂,带头冲锋,直逼城下。
这时潜入城内的战士高呼:“同盟军打进城了!
”
“同盟军打进城了!
”
并四处打枪,制造混乱。
日伪军大惊,慌忙向城外逃窜。
同盟军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烈巷战,收复多伦。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汪精卫军队的进攻,冯玉祥只好把吉鸿昌、方振武等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张北、宣化。
他们与何应钦入察部队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
7月18日,中央军的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
冯部只好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止铁甲车前进。
由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部驻在沙城,横在中央军和同盟军之间,何应钦便许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和开拔费50万元,将孙殿英调走。
日军以同盟军攻占多伦,破坏了《塘沽协定》为由,派平贺旅团、茂木旅团联合汉奸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与中央军夹击同盟军。
冯玉祥受到两面夹击,形势十分危急,遂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他的通电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
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请他们“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
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速停入察之师,若仍执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
面对各方强大压力,蒋介石虽未立即开战,但已调集了16个师、2个战斗机队和8列装甲车,与日军一起把同盟军团团包围,并且步步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
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提出四项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
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
冯接此通电后,于7月30日向全国通电说:“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即甘心。”
冯玉祥虽然不畏强压,但日中军事合围愈来愈小,内有财政困难,外无援助,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响。
他召开了军政会,在会上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收取渔人之利。
为了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护。
会上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名义。
冯玉祥再度回泰山隐居。
8月14日临行前晚上,冯召集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20余人话别,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者歃血为盟,用鲜血在日占四省地图处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后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冯玉祥在离开张家口时,吉鸿昌赶到火车站送行,在军列上向冯玉祥陈说利害,劝他留下。
吉鸿昌说:“鸿昌极愿总司令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则史帛留芳。”
冯玉祥无可奈何地说:“鸿昌言之有理,但困难啊,前程维艰,只有激流勇退了!
”
“依鸿昌看,在存亡关头,只能是激流勇进!
你还记得头年咱们游泰山的情景吗?下山则夜雾漫漫,上山则满目生辉。”
“大自然固然如斯,但人事险恶,连最高当局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
我如不暂作退避,处境更加困难,各方面的误解会玷污我一生清白!
”
“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而登日观峰: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望总司令三思而后行!
”
“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
”
吉鸿昌见劝说无用,便说:“鸿昌但盼司令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以待。”
冯玉祥走后,对全军影响很大,不少官兵发牢骚说:“既然冯司令都走了,我们抗日还抗个啥劲!”吉鸿昌为了稳定军心,把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后凋图”挂在指挥部墙上,召集军官开会。
他以松柏喜欢白雪洗面,寒风梳头,在严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来激励大家。
吉鸿昌的话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顺理,使部将们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了眼泪。
吉鸿昌坚定本部后,立即消灭了出尔反尔的刘桂棠部,重振了军威,又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结盟,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这支抗日武装组成后,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一面调兵遣将,进行围攻;一面用金钱和官爵收买,用挑拨离间来分化瓦解,致使张人杰等部队脱离了吉鸿昌,使这支抗日武装的处境十分困难。
吉、方二人决定迅速撤出张家口,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
14。悲歌又一曲(5)14。悲歌又一曲(5)
一面沿途抗日,一面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该军准备在北平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奇袭北平。
但行到高丽营子时,遭到旧东北军于学忠部的阻击,使奇袭北平企图暴露。
他们便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前进。
经过三四天跋涉,来到昌平近郊。
这时,司令部接到北平地下工作负责人刘宝斋的报告,说已和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好了,只要抗日讨贼军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起义,协助攻取北平。
方、吉二人遂越过昌平,直捣北平。
但当抗日讨贼军越过昌平前进约1小时,蒋介石的第25师已用火车运送到沙河车站,并开始布署向这支抗日军进攻。
抗日讨贼军立即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
但敌人的援兵不断增加。
当日夜间,抗日讨贼军除了少数兵力留下与敌对峙外,主力向北平以北的汤山前进,计划在天亮前夺取汤山作为立足之地。
第二天清晨,抗日讨贼军来到潮河北岸时,中央军已在南岸布防,双方隔河对战了八九天,伤亡都很大。
这时,抗日讨贼军的东、西、南被中央军包围。
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的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抗日讨贼军伤亡更大,只剩下万把人。
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十倍以上。
包围圈愈来愈小,阵地几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关头,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位将军带着自己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吉鸿昌赤膊上阵,振臂高呼:“弟兄们,我们要为抗日而生,为抗日而死!
为了抗日的胜利,坚决把反动派的军队消灭在阵地前!
”
他的言行,立即使士气大振,连续击溃敌军多次进攻。
这时,北平八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为了北平的安定,倡议和平解决。
方、吉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条件:军队由蒋介石改编。
吉鸿昌与方振武的抗日行动感染了国民党的一些将领。
第32军军长商震决定营救他们。
他带他们去见蒋介石的嫡系第17军军长徐庭瑶。
徐当即密报何应钦,何又急报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未回批的时候,商震军长设午宴请吉鸿昌和方振武,由徐庭瑶作陪。
欢宴中,吉鸿昌和方振武托言上厕所,坐上商震给他们准备好的汽车向天津急驰而去。
徐庭瑶以为方、吉二人在商震军部,由商负责不会出事。
但见方、吉二人久去不回,急叫部下到厕所去看,已杳无踪影。
徐庭瑶当即在商震军部以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住去天津的一切道路,不准放过任何车辆,同时派出武装军车,沿通往天津的道路追缉。
尾追车队一路嘶鸣,尘土飞扬,把几辆架子车都撞到壕沟里去了。
1小时后;方、吉二人发现后面有车追来,便在一村庄让司机停车。
方振武让吉鸿昌与他一同下车躲避。
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引远一些。”
于是方振武先下车,后雇毛驴骑到天津,乘外轮去香港,再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机智地躲过了追缉,来到天津,隐住法租界。
但蒋介石、国民党决不会放过他。
1933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进法国医院治疗,后被蒋介石引渡逮捕,解到北平枪杀。
吉鸿昌1895年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开小茶馆的穷苦人家。
父亲吉筠亭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
茶馆里经常来往一些爱国志士,他们的谈吐给幼小的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上私塾后,开始阅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
17岁时,因求业不着外出当兵。
入伍后便在冯玉祥部下当兵,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不久便当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已是师长了。
他为人刚直,又常和西北军一些共产党员来往。
一些人忌恨他,以“赤化”罪要求杀掉他,或解除其兵权。
由于冯玉祥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终被挤到偏僻的宁夏省去当主席。
在宁夏期间,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被人民称为“吉回回”。
他的军队纪律很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亲手为他们化装。
风头一过,他就接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他的妻子胡红霞就是1928年从甘肃师范学校毕业后来的进步青年。
在他的省署宅院里经常能听到《国际歌》的声音,他妻子也极爱唱这支歌。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蒋介石为了笼络吉鸿昌,借机削除他的实力,给了他一个21军军长的名义,命令他去鄂豫皖苏区进攻红军。
由于吉鸿昌反对蒋介石进攻苏区,被强令出国。
1931年9月,正当他准备从上海起程出国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
他义愤填膺,改变主意,要求留下抗日,但被蒋介石回绝。
14。悲歌又一曲(6)14。悲歌又一曲(6)
吉鸿昌到美洲后,又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考察,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
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深刻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嘴脸,愤怒地写了如下一首诗: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吉鸿昌急不可待地要回国抗日。
他摆脱特务的跟踪,只身一人乘远洋客轮回国。
这时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要抗战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救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他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授意何应钦把他“就地枪决”。
他踏上刑场时,随手捡了一根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