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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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
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
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
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1950 年，后来又在1951 年，他
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
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于在大马士革的
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
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
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
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
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
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
长。阿里得到了当他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作。
我本人不是兄弟会成员，事实上，我跟你讲真话吧，他们拒绝让我成为一名
会员，因为我不能每天按时做五次祈祷。我不能因为必须祈祷而去析祷。我
只有在自己想祈祷时才去做——我从小就是这样做法。”显然，哈拉德的左
道邪说没有伤害他和兄弟会的关系。
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马鲁夫·达瓦利迪。他是兄弟会的秘密会员。哈拉
德与西巴伊和达瓦利迪接触后达成一项交易，他希望能导致一支巴勒斯坦突
击队的形成。那时，在大马士革的急切想重新同以色列进行战斗的巴勒斯坦
人，以童子军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同西巴伊和达瓦利迪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
是，哈拉德的人需要全部成为兄弟会的会员。交换条件是，西巴伊和达瓦利
迪将安排童子军在山里受训并加以武装。“在这种方式下，我利用兄弟会作
为掩护，”哈拉德说。“由于我们受到西巴伊的保护，叙利亚政府不知道正
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将会看到我们在边境发动我们的军
事行动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正当我们准备好开始我们的秘密训练时，大马
士革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一切都完结了。”
11 月政变是两年内叙利亚的第四次政变。从那以后，哈拉德再次成为一
名逃亡者。他被逮捕、监禁，可是，当他向新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头目证实他
不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时，他被释放1952 年夏天以前，哈拉德再次失业。“犹
太人把我们赶出家园。阿拉伯人不希望我们在他们的国家存在。在这时刻，
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经历之中。在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失
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失去食物、失去尊严的民族，而最坏的是失
去了希望。当你被剥夺了尊严，你变得更像牲畜而不像人——但是你的存在
还有一定意义。当你失去了希望，你就失去了一切，你什么也不是。这正是
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国家和那些大国期望于我们的。他们要结束巴勒斯
坦的历史。”
使哈拉德更加沮丧的是，他再次担起家庭这付重担。当他从西顿移居大
马士革后，立即就请他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到他这里来。他不忍心让他的
最小的弟弟在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去干工作。“他们都来了，可是现在我的
母亲的金子都用完了。唯一可庆幸的是，我的最小的弟弟比我们其他几个最
先完成了学业——被认为最不聪明的人得到这样结果是不错的。现在金子用
完了。我们受到了教育，却再次陷入饥饿。
“当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我的母亲建议我应当结婚。我提醒她在
西顿时她对我说的一番话，那时我说总有一天我要跟纳赫拉结婚。她当时说：
‘哈拉德，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工作，前途渺茫。你身无分文。除
非你能为纳赫拉安排一个生活有保障的未来，否则你连结婚的念头都不能
有。’
“我说：‘妈妈，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我再次没有工作。我仍然前途渺
茫。我还是身无分文。’
“在那些日子里，由于她自己的经验，我的母亲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共
同的对答。‘这不由你，’她说，‘这是真主的事。或许当你结婚时，真主
会带给你好运气。’”
一份巴勒斯坦企业家发来的电报到达，告诉哈拉德已为他在科威特找到
了工作。这时他无钱复电。一位朋友给了他一点钱。当从科威特寄来的机票
到达时，他没有钱雇出租汽车去机场。还是这位朋友为他雇了出租汽车并送
他去机场。
在科威特，哈拉德作为一名企业家开始了很有希望的新生活。这是从事
进口的企业。他到任后不久就陪伴他的雇主进行了一次长途国外旅行。由于
哈拉德的谈判技巧，这次旅行颇有成效。他们旅行归来，经过联系在科威特
建立了许多新的代理处。哈拉德说：“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我没有得到
我的劳动报酬。我从早上八点工作直至午夜。几个月后，我欠了相当于九个
月薪金的债务。因此，我对我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向我的雇主建
议，我们应该重新组建这个公司。我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建立一个董事会，
董事应取得一定比例的利润。”自然，哈拉德建议他应是一名董事。“我的
雇主拒绝了这一计划。我说，‘好。再见，谢谢你。’”
已经上到了梯子的顶端，哈拉德发现自己又落到了底层。在24 岁时，他
表现有才能，在很多方面做出好成绩，他成为在科威特发展部服务的一名打
字员。“当时，科威特仍是英国保护国。不到一年，我成为发展部的助理秘
书长。后来，我是计划部的助理秘书长。随后决定我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
它实际上是政府。”
如果可以说，在其他所有人之上有一个人是对科威特的发展负责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哈拉德·哈桑。“英国人企图停止我继续拥有任何真正的影
响和力量。他们放风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颠覆分子。他们关于我的种
种说法纯属胡言。幸运的是充分负责的、正派的科威特人了解这是怎么一回
事。”
在阿拉法特到达科威特之前，哈拉德和其他人试图依靠他们自己建立一
个政治党派，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这个党曾经建成，但是，它
从内部被分裂和搞垮了。因为创建者们在如何领导这个党及由谁来决策等问
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对将来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位要当党的
领袖的人物具有同阿拉法特一样的思想方法。哈拉德说：“他愿意跟我们磋
商，但是，他要由他自己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离开了这个
党。此后，直至我遇到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及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之前，从政治上来说，对我是十分艰难的时期。“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是指卡里姆和阿米拉。
1960 年，哈拉德在第一次会晤法塔赫的四位领导人之后，开始为《我们
的巴勒斯坦》撰写文章。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科威特的同一块几平方
英里的土地上居住，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未相会，这是令人困惑的。当
然，这可能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从事地下工作十分秘密，因而哈拉德不知道
他们的行动。但是，也有可能，由于彼此听到有关对方的传闻，因而两人不
急于相会。他们也许已经感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很难取得一致意
见。哈拉德确信，不是阿拉法特，而是卡里姆和瓦齐尔建议吸收他和他的伙
伴来讨论关于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我问哈拉德，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时，他为什么坚持集体领
导。“首先，你必须考虑我的背景和出身。”他说。“我曾告诉你，我出生
时就浸沉在公开辩论的传统之中，这是从童年起的我的经历。所以，你可以
说从一开始我就争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我也反对突然袭击
思想。我懂得政变只能导致更多的政变和社会流血。
“如果你愿意找一个实例来研究我所谈的情况，请看叙利亚。在以色列
诞生以后，直到1970 年，在那个国家发生了十次军事政变。现政权靠镇压它
自己的人民才得以维持它的权力至今。这是独裁的反映。这是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毛病。这不是我希望我的人民所应走的道路。”
集体领导，同其他事物一道也是防止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成为独裁
者的一种手段。这是特别用来控制阿拉法特的一种手段。他有一个像是暴徒
的名声，像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准备着呼喊、叫嚷、鼓出发怒的眼睛，一意
孤行，他被许多已成为他最亲密的同事看成是潜在的独裁者，他有了机会自
己就会建立一个军事力量基础，用武力来强加他的意志。这由于有一个人的
行动得到了确认。此人即哈尼·哈桑，哈拉德的弟弟。他支持阿拉法特的道
路，使军事选择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正如时间将要向所有他的最亲密的
同事们证明的一样，做一个许多人担心他会变成的独裁者，不是阿拉法特的
本性。但是，在1963 年出现了许多表面现象与此相反。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瓦齐尔应该尽可能快地去阿尔
及尔建立巴勒斯坦局。尽管本·贝拉总统向阿拉法特保证，没有什么麻烦的
问题。但是，在集体领导班子中瓦齐尔的多数同事们显然认为，还有许多需
要克服的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加之法塔赫没有资金，瓦齐尔得到指示，把
他的妻子送回加沙她的父母家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她将一直留在那
儿，直至瓦齐尔把办事处实际上设置起来。他们结婚才六个月，哈利勒和英
蒂莎并没有为这分手的命令所激动。但是，中央委员会已经说了，他们就得
如此。
第二个决议是如哈拉德向我所描绘的关于“维护法塔赫纯洁的规定”。
决议规定，凡是要求加入法塔赫的人，首先要退出他们原来所属的任何其他
政治党派或团体——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认为所有
阿拉伯政党都是受政府操纵的集团，”哈拉德说。
这一维护纯洁性的规定之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系出自三个原因。首先，
要使巴勒斯坦人自己确信法塔赫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我必须指出，开
始我们对此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和天真的，”哈拉德承认。“1963 年时，我们
真的相信，我们能够真正独立作出我们的决定。直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
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独立的，除非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作出维护
纯洁规定的第二点理由是，必须缩小这些政府情报机构危害的范围。他们都
在企图渗入法塔赫，这是当然的事。第三，必须使个别的阿拉伯国家相信，
法塔赫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工具。
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开始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哈
拉德所形容的“持续、沉重和惩罚性的讨论”之中。他补充说：“经常是这
种情况，我们下班后就直接去参加会议。会议持续通宵，我们又从会议回到
工作。从黎明到清早上班之前能够睡上一会儿都成了一大享受。”
中央委员会对解放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而刊载在《我们的巴勒斯坦》
上的文章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们想象的内容。这是一本宣传性的刊物，而不
是政策性的文件。在西方，人们经常说，如果那些法赫塔和巴解组织领导人，
从一开始就以清醒和现实的眼光提出他们期待的合理的要求来拯救他们的人
民，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能够避免自60 年代以来他们所曾经遭受的许多苦难。
但是，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它忽略了法培赫的真正目标。
组成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西方
模式政党的创始人。正如哈拉德向我说明的，他们从未企图要对他们的人民
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对你们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政
策，现在请投我们一票。”在1963 年，支持哈拉德·哈桑想法的多数法塔赫
领导人的目标实质上就是防止巴勒斯坦问题被掩盖起来，然后发展包括建立
一个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在内的民主机构，在那里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
来决定斗争的最终结局。这是前进的民主道路，无论如何没有别的选择。在
1963 年及其后的许多年，如果哪一个巴勒斯坦领导集团鼓吹，甚至事实上承
认犹太国，它就将被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所唾弃。如果个别领导人这样做，
他们将会被暗杀。
1959 年之后，主要由于《我们的巴勒斯坦》所发起的辩论，使得少数但
却日益增多的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看到，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在于把
现存的两种想法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同意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观
点，不能依靠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
运动，以说服阿拉伯政权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同意那些人的主张，
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协调他们的战略，因为事情很明显，
没有阿拉伯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到头来巴勒斯坦人无法收回他们祖国的即使
是部分的土地；显然，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将成为这一协调的障碍。
信奉这第三条道路的人在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多数。他们的领头
人是哈拉德·哈桑。我和哈拉德详细交谈中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他和绝大
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承认，阿拉伯政权不会同意参加一场真正的解放
斗争，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因而，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战略和策略
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是在如何迫使这些政权卷入进来的问题上。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哈拉德对我说，“是仔细考虑纳赛尔所宣布的
战略。正如你所知道的，他的口号是，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
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即使他在阿拉伯团结上取得成功，他也不想在军事
上同以色列对抗。正如我们逐渐了解的，他的看法是，团结将赋予阿拉伯政
权以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实力，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影响—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原则上我们同意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团结是解放
巴勒斯坦的关键。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寻求的团结是不会实现的。纳赛尔
正在高谈阿拉伯团结，然而我们很清楚，阿拉伯国家分歧太大了以致无法团
结。
“我们的结论是团纺必须来自底层——来自人民。因而我们向自己提出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或事业是阿拉伯人所不能反对的？回答是：巴勒斯坦的
解放。对所有阿拉伯人民来说，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光荣的和神圣的事业。
它甚至是一个神圣的义务。这样，我们把纳赛尔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