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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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把信转给他伯父，但结果却大出意料。老人大为光火，他认为怀疑斯普拉格太太是阴谋，是对一个圣人的诽谤和陷害；她曾跟他提起过这里的人们对她的忌恨；老人指出，教授也在信中说他看不出有什么欺诈行为，尤蕾蒂斯在他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候来到他身边，给他帮助和安慰，他准备赞助她的事业，尽管这会引起他与家里其他成员间的争吵，对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斯普拉格太太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
“菲利普·加罗德以很克制的态度离开了那所大房子。这次大怒的结果是克洛德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后的一个月里，他只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静候死神把他解脱出来。菲利普离开后的第二天，有人带来一个口信，我马上赶了过去。克洛德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就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他已病入膏肓。
“‘我已时日不多了。’他说，‘我认为，别跟我争，帕特里克，在我死之前，我有责任对那个在这世上比任何人都关心我的人做点什么，我想重新立个遗嘱。’
“‘当然，’我说，‘如果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重新起草一份新遗嘱送给你的。’
“‘那不行，’他说，‘我是活不过今天晚上的，我已把我的想法写了下来。’他在枕头下面摸索着，‘你看看它是否妥当。’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用铅笔草草地涂了几行，过于简单，但十分明了。他给每一个侄儿侄女留了五千镑，剩下的一大笔财产都给了尤蕾迪斯·斯普拉格，以表示他的感谢和崇敬之情。
“我不喜欢这份遗嘱，但木已成舟，也不存在神智不清的问题，老头的头脑与健康人的头脑一样清醒。他摇铃唤来了两个仆人。管家埃玛·冈特，一个高个子的中年妇女，她在这个家里已有好多年了，克洛德生病期间，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与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厨子，一位精力充沛的胖女人，三十来岁。西蒙·克洛德浓眉下的眼睛看着她俩。
“‘我想让你们作我遗嘱的见证人。埃玛，把我的自来水笔给我。’
“埃玛顺从地走向书桌。
“‘不是左边的那个抽屉，小姐，’老西蒙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会忘了呢？在右边的抽屉里。’
“‘不，是在左边的抽屉里，先生，’埃玛说，把笔拿出来给他看。
“‘那一定是你上次放错了地方。’老头抱怨道，‘我不能容忍东西没按它们原来的地方放好。’
“一边抱怨，一边从她手上拿过笔来，重新把那几个字抄在另一张纸上，我在一旁给他修正，然后他签上名。埃玛·冈特和厨子露茜·戴维德也在上面签了字。我把遗嘱折起来，放进一只长形蓝色信封里。大家都知道，遗嘱是应该写在正规的专用纸上的。
“就在两个仆人刚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克洛德倒在枕头上喘着气，脸都扭曲了。我急忙俯下身去，埃玛·冈特立即跑了回来。终于，老头恢复了过来，脸上露出了一丝虚弱的微笑。
“‘没事了，帕特里克，别紧张，不管怎样，我现在可以放心地去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埃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问我她是否可以离开房间，我肯定地点点头。她开始朝外走，先停下来捡起我在慌忙中掉在地上的蓝信封，把它递给我，我随手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之后她离开了房间。
“‘你有些生气，帕特里克先生，’西蒙·克洛德说，‘跟其他人一样，你也有偏见。’
“‘这不是偏见的问题，’我说，‘斯普拉格太太可能确实如她称言的那么无私。我并不反对你给她留点财产作纪念，以示感谢。但恕我直言，克洛德，把遗产留给一个陌生人而不给自己的血肉亲人，是欠考虑的。’
“说完这话，我起身告辞，我做了我能做的，也提出了我的反对意见。
“玛丽·克洛德从客厅中走出来，在过厅里拦住我。
“‘喝了午茶再走好吗？这边请。’她把我带到客厅里。
“壁炉里烧着火，火光使房间温暖惬意，她接过我的外套，这时她哥哥乔治走了过来，他从她手上接过外套，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外套挂在那儿的一把椅子背上，然后到壁炉旁，我们在那儿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谈到一个与遗嘱有关的问题——西蒙·克洛德说他不想让人就遗嘱的问题来打扰他，让乔治全权处理他的遗产。乔治很紧张，怕自己出错。在我的提议下，喝完茶后我们一起到书房，研究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有关文件。玛丽·克洛德一直陪着我们。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准备离去，想起我的外套还在客厅里，我回去拿。房间里只有斯普拉格太太一个人，她正跪在放衣服的椅子边上，好像在整理椅套的样子，有些不自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红着脸站了起来。
“‘那套子从来就没有套好过。’她抱怨道，‘我……我把它整理好。’
“我拿起衣服穿上。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那只装着遗嘱的信封已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躺在地上，我把它重新放回口袋。与大家道别后，我离开了那所大房子。
“我得把我作的一系列动作都给你们仔细地描述一下。一回到办公室，我把外套脱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攥在手里，站在桌子旁。这时我的秘书走了进来，告诉我有电话找我，我桌子上的分机坏了，因而只能跟着他到外面的办公室去听电话。那电话打了有五分钟左右。
“我刚放下电话，秘书对我说：‘斯普拉格要见你，先生，我把他领进了你的办公里。’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发现斯普拉格先生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站起来，装腔作势地向我问好，然后就进入了东拉西扯的无聊的谈话。大意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妻子想要获得公正的评价是件很难的事，他担心人们会说三道四；大家都知道他妻子还在孩提时就是一个心地纯洁、行为端正的孩子……我得承认，我当时对他是有些无礼。最后，他认识到他的来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怏怏离去。这时我想起了放在桌上的遗嘱，我把它拿过来，把信封的口封上。在信封上标明内容就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好了，现在到了问题的关键了。两个月之后，西蒙·克洛德先生去世。围绕着遗嘱的问题用不着进行冗长的讨论，我只需宣读那张纸上的字即可。请大家注意我下面要说的话。当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打开以后，里面只是白纸一张。”
他打住话头，朝四周那一张张充满兴趣的脸看看，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对吧？两个月来，那封信一直锁在我的保险柜里，不可能有人动过它，不，不太可能。从签好遗嘱到我把它锁进保险柜，中间相隔的时间那样短，那么谁最有机会调换信封？动机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来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
“克洛德签了那份遗嘱，是我亲自把它放在信封里的，完好无损，又是我亲手把信封放在我外套的口袋里的。玛丽从我手中接过外套，又把外套递给了乔治，他完全是在我的注视下把衣服挂在椅子上的。在我与乔治，玛丽讨论问题时，尤蕾迪斯·斯普拉格太太有充裕的时间从我的外套口袋里把信封拿出来，浏览上面的内容。事实上，信封不在我口袋里，掉在了地上，这一点就说明她确实这么做了。但问题是，斯普拉格太太虽有机会把一张白纸放进信封，可她没有动机。遗嘱对她是有利的。假如真是她调了包，她就会失去梦寐以求的遗产。斯普拉格先生也是有机会的，他一人单独在我办公室里至少耽了两三分钟，那装有遗嘱的信封就在桌子上，偷换遗嘱对他同样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两个有机会偷换遗嘱的人没有动机，而两个有动机的人却没有机会。顺便提一下，我并不排除女管家——埃玛·冈特——作为怀疑对象。她忠于她年轻的主人，厌恨斯普拉格太太，她同样有调包的机会，如果她这么做的话，虽然是她从地板上捡起信封，交到我手上，然而，要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内换信封内装的东西可能性极小。重新拿一个信封把那装有遗嘱的信封换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封是我带去的，那儿不可能有人会有同样的信封。”
他微笑着看大家。
“好了，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我碰到的小小的问题。我希望，我的表达是清楚的，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马普尔小姐突然咯咯地笑个不停，大家都吃了一惊，看来是有什么让她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情。
“怎么了，简姑姑，是什么好笑东西让你乐成那样子，讲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乐一乐。”雷蒙德说。
“我想起了小汤米·西蒙兹，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有时却很讨人喜欢。他是那种满脸稚气，底下却常调皮捣蛋的小鬼。上礼拜在星期日学校上课时他问老师：‘鸡蛋黄是白的还是鸡蛋黄都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 or yolk ofeggs are white？）（小汤米是想知道这个句子中动词是该用单数还是复数。——译注。）德斯顿小姐解释说：‘一堆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are white。）动词用复数；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动词用单数。’那调皮的小汤米说：‘好吧，可我必须说鸡蛋的蛋黄是黄的（I should say yolk of egg is yellow．）。’真是个捣蛋鬼！当然，这是老文字游戏了，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游戏。”
“确实很好玩，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说，“可这与帕特里克给我们讲的问题没什么联系。”
“噢，不，有联系的。”马普尔小姐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帕特里克先生的故事里也有个圈套。律师们都爱设圈套，对吧？我亲爱的老朋友。”她不赞成地向律师摇了摇头。
“我怀疑你是否真的知道答案。”律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亮。
马普尔小姐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转过去给他。
帕特里克打开纸条，瞟了一眼上面写的字，很欣赏地看着马普尔小姐。
“亲爱的朋友，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我小时候就知道这种游戏，”马普尔小姐说，“而且还经常玩。”
“我有些迷惑了，”亨利爵士说，“帕特里克先生肯定耍了什么法律花招。”
“绝对没有，”帕特里克先生说，“这是一个一点儿弯都没绕的问题。你们别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马普尔小姐所说的文字游戏上，她有她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我们早该接近事实真相的。”雷蒙德·韦斯特说，有些恼火。“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有五个人接触过那信封。斯普拉格夫妇可能与此事有染。但虽然他们没理由那么干。那么就只剩下三个人了。一想那些变戏法的人是怎样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把东西变走的精湛技艺，我就觉得是乔治·克洛德在把衣服拿到房间另一头的过程中，把遗嘱从信封中取出来换掉了。”
“我认为是那女孩干的。”乔伊斯说，“我猜，那女管家跑去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她找来一只蓝信封，暗中进行了对调。”
亨利爵士摇摇头。“你们两位的意见我都不赞同，”他慢吞吞地说，“你们所说的那种方法只有魔术师才做得出来，而且是在舞台上或者在小说里，在真正的生活中未必可行，特别是在像帕特里克先生这样的人的眼皮底下。我倒有个想法，只是个想法而已。我们都知道朗曼教授曾经到过那所大房子，而且话说得很少。有理由推测，斯普拉格夫妇对他访问的结果十分不安，如果西蒙·克洛德没把他们视作知己，没把访问的结果透露给他们，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帕特里克先生的到来。他们相信克罗特已立了一份对尤蕾蒂斯·斯普拉格有利的遗嘱，朗曼教授可能会在西蒙·克洛德前面揭露他们。因而，老头要立份新的遗嘱，把她淘汰出局。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像律师你说过的那样，菲利普用亲情说服了克洛德，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斯普拉格有偷换遗嘱的动机，她确实也这样做了。然而帕特里克进来得不是时候，她来不及看遗嘱和内容，就把它扔进火里烧了。以防万一律师会重新找到它。”
乔伊斯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看都没看，她是不会把它付之一炬的。”
“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亨利爵士也承认，“我猜……嗯……帕特里克先生总不会亲自替天行道吧？”
这只是个玩笑，但这位身材瘦小的律师腾地站了起来，要捍卫他的尊严。
“太离谱了。”他厉声说道。
“彭德博士有什么高见吗？”亨利爵士问。
“我没什么特别好的想法。我认为偷换遗嘱的人不是斯普拉格太太就是其丈夫。可能是基于亨利爵士刚才说的那种动机吧。如果在帕特里克离开前她没机会看到那份遗嘱的话，那她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又想看遗嘱，又不能让人知道她想偷看遗嘱。于是干脆把遗嘱从信封中抽出来，塞进去一张白纸。看完遗嘱后，确信对自己有利，就把遗嘱混在克洛德的文件中，保证克洛德死后有人能找到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找到那份遗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埃玛·冈特偶然发现了那份遗嘱，出于对主人的忠心，她把它毁掉了。”
“我认为彭德博士的推断最好，对吧，帕特里克先生？”乔伊斯说。
律师摇了摇头。
“现在我来把故事讲完，发现信封里是一张白纸，我傻眼了。和你们一样，我也不知所措。我想我是永远也找不到真相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事确实做得很漂亮。
“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与菲利普一起吃饭，在饭后的交谈中，他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帕特里克，但你要保密。’
“‘当然。’我答道。
“‘我的一个朋友，可以从他的一位亲戚那儿继承一笔遗产，不幸的是，他发现他的这位亲戚想把遗产给一完全不相干的人。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种也许是不太道德的手段。那朋友家里有一位女管家，她坚决站在我把它称之为‘合法’的这一边。我朋友给她作了简单的指示，随后给了她一枝装满墨水的笔，要她把这枝笔放在主人房间里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但不是通常放笔的那个抽屉。如果主人唤她去充当签署遗嘱的证人，并要她拿笔的话，就把这枝笔给他，这笔在外形上跟主人的那枝毫无二致。她所要做的就是这些。我朋友无须作更多的解释，她是一个忠顺的管家。她一点不差地完成了年轻人的吩咐。’
“他打住话头，并说道：
“‘希望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帕特里克。’
“‘哪儿的话，’我说，‘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的眼光碰到了一起。
“‘当然了，你是不认识我的这位朋友的。’他说。
“‘完全不认识。’我答道。
“‘这就好。’菲利普·加罗德说。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你明白了吗？那枝笔里装的是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