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文学奖提名 徐贵祥:历史的天空 不全-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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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就是工人大罢工的领袖，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的，他张普景是武汉铁路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抚养长大的。革命，在他的少年时期就是跳动在他血脉里的火苗，他既然是为革命而生，也必将为革命而死。他是满怀着一腔革命的热血参加了红军从而投身了革命，并被江淮军区和江淮分局作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派到凹凸山的。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不久他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像他理想的那样，这里的革命方式有问题。
部队也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纯洁，前些日子配合刘汉英的队伍撤退，他带了一个中队守黄门集，仗还没打完，战士们就去商行扛东西，他差点儿没开枪毙人。显然，这支部队的纪律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打从见到梁大牙那天起，张普景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在张普景的心目中，像梁大牙这样的人，就算他参加八路了，他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梁大牙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他有革命的理想吗？风马牛不相及嘛。在榆林寨初见梁大牙的时候，这个人的丑恶表演给张普景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那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让这样的人来革命，那革命成了什么了？
梁大牙的“换鞋事件”发生之后，张普景很不客气地向杨庭辉提出了批评，说：“那个梁大牙实在不像话，一个野汉子，没有纪律观念，没有阶级觉悟，这样的人跟鬼子打仗敢拼命，跟自己人也敢拼命，是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我们的队伍不能要这样的害群之马。”
杨庭辉却不以为然，说：“他刚刚加入队伍嘛，一个人的进步是有过程的。”
张普景说：“有问题就迁就，那我们的组织还有什么力量可言？老杨我实话跟你讲，我发现我们的队伍纪律很松弛，梁大牙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不改造好，对革命是有害的。”
杨庭辉说：“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造梁大牙他们，而是抗日。培养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老张你不要急，还是得发挥他们的长处，慢慢来。”
尽管政治部目前只有四个人，但张普景作为主任，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要给干部们上政治课，要宣讲《共产党宣言》，要让干部们明白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标，要让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杜绝诸如强迫战士换鞋子之类的行为。
杨庭辉对张普景的工作并非不支持，但杨庭辉说：“老张你别忘记了，国民党叫我们是土八路，我们就是土八路。《共产党宣言》要讲，要长期讲，要永远讲。但是，还有一些小道理也要讲，讲了就管用。怎么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这些人都是种田的，你告诉他，到了共产主义，他就有田种了，不用租别人的田了，他就明白了。
日本人到中国来，掠夺我们的财富，杀害我们的兄弟，糟蹋我们的姐妹，这些实际的东西要多讲。培养信仰要靠长期工作，但激发仇恨很快就能见效。共同的利益可以使我们的部队团结一致，共同的仇恨也可以使我们的部队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是战斗力。”
张普景细细分析杨庭辉的话，虽然说得天衣无缝，但其实是告诉他，少讲理论，多讲实际，少谈主义信仰，多讲利害关系。张普景对杨庭辉的观点很不满意，说：“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觉悟是什么呢？把个人利益同信仰混为一体，甚至用低级的个人需要取代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是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 杨庭辉说：“凹凸山的革命还在低级阶段，我们应该有的放矢。你现在就跟梁大牙他们讲这个信仰那个主义，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就不买你的账。你想让大家一夜之间就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者，那是不可能的。革命的路很长，革命的思想只能一点一滴地灌输。不认识这个道理，就要走弯路。” 杨庭辉有这样的态度，张普景就有些灰心。是啊，跟梁大牙之流去谈什么理想信仰之类的东西，不就是对驴弹琴吗？看来只能这样了，凹凸山的革命也只好按这些土包子能够接受或者能够施展的方式进行了。
第三章（一）
徐贵祥
就在梁大牙和朱一刀在凹凸山南接受张普景“革命信仰”教育的时候，陈墨涵和韩秋云却进入到另外一个天地。
那天在庄子岭分手之后，韩秋云和陈墨涵一路辗转，等他们饥肠辘辘地赶到三岔渡口时，已是天色刚刚见亮的时分，这才发现渡口的桥板已经被拆掉了。
三岔渡口在二道河和漫流河的汇合处，也是河东河西河北三个方向往蓝桥埠赶集的必经之地。往日的这个时辰，河西岸总是挤满了人，有抱鹅挑菜的，有扛竹席子的，也有大姑娘小媳妇挎一篮鸡蛋到镇上卖了买盐扯花布的。五尺宽的木板桥不够用，往往还要加上王老三的渡船来回摆渡。可是眼下，这里却空空荡荡，只有一层薄薄的氤氲在河面上飘动。陈墨涵望着宽阔的河面，顿时感伤不已。一夜之间，物是人非，真是恍若梦幻俨然隔世了。
没有了桥，也没有了船，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望河兴叹，只见几只船顺流而下，船上的人见岸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便把船靠了过来。船上载的，是一些穿着黄衣裳的兵，起先看不真切，待看清楚了，陈墨涵的脸色就变白了——天啦，这是国民党的队伍。
“快跑——！”陈墨涵一把扯过韩秋云，撒腿就往河湾里跑。岂料在此紧要关头，韩秋云却筛了糠，两条腿好像是赘上了湿柴捆，死沉死沉地拖不动。
“站住，不要跑！再跑就开枪了！”
船上的人跳上岸来，一边追赶一边喊叫，还噼里啪啦地拉枪栓。韩秋云被陈墨涵拽得跌跌撞撞，脚下绊了一块石坎，嘴里惨叫一声娘，一头栽进河边的芦苇丛里。 黄军装们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军官，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陈墨涵这当口心里也是噗噗乱跳，竭力保持表面镇静，打起精神回答：“东洋鬼子打进了蓝桥埠，我们两个是跑反的。”
“跑——反？”军官模样的人似乎不大相信，说：“蓝桥埠昨天都烧了，你们该往河东走，怎么走到这里啦？再往前走就是梅岭了，你们知道吗？”
陈墨涵见这几个官兵虽然严厉，但是还没有开枪的意思，稍微放了心，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我们就是要去梅岭。”
军官有些意外，问道：“梅岭住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你们知道么？”
陈墨涵坦然回答：“我的国文先生王兰田也在那里，我就是去找王先生的。”
正在说话之间，河中心的船上有人喊话：“张营长，团座让你把人带过来。”
军官模样的人一挥手，几个荷枪的士兵便拥过来，推推搡搡地押着陈墨涵和韩秋云上了一条大船。
功夫不大，一个士兵从船舱里钻出来，挑开了布帘，随后跟出来一个高挑个儿军官。军官戴大沿帽，穿毛料军服，约莫有三十多岁年纪，方正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手上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
迈出舱门后，这位军官就不走了，一只手拇指卡在腰间的宽牛皮带上，另一只手五指并拢举在胸前，稍微分开两腿，很稳地站在不断摇晃的船板上，目光平平地上下移动，冷冰冰地看着陈墨涵和韩秋云。
这个军官的作派把陈墨涵镇住了。好家伙，真是一派将者风范啊。其实陈墨涵也知道，凹凸山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官儿就是上校团长刘汉英，想必就是眼前这位了。
陈墨涵猜对了，此人正是刘汉英。那位张营长上去报告：“团座，他们说是从蓝桥埠跑反出来的，要去梅岭。”
刘汉英“唔”了一声，把两个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冷冷地问道：“你们是要到梅岭去吗？”
陈墨涵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长官。”
“梅岭有你们的熟悉的人吗？”刘汉英又问，声音更冷了。
陈墨涵揣摸不透这位团长大人是个什么意思，只得如实回答：“我的国文先生王兰田在梅岭，我们有约在先。”
刘汉英取下手套，在手背上漫不经心地敲打了一会儿，又看了看陈墨涵和韩秋云，扭头对张营长吩咐：“拉远点——毙了。”
陈墨涵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个大活人，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说毙了就毙了呢？
到梅岭投奔八路，也是参加抗日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毙了，不是草菅人命么？再转过脸去看韩秋云，早已经吓得脸色如土筛糠成团了。
尽管自己一条魂魄也已经吓飞了一大半，但是陈墨涵觉得在此生死关头不能坍下读书人的脊梁，于是提一股虚劲，斗起胆子说：“且——慢。敢问长官，我们犯了何罪？”
刘汉英说完话，本来已经准备进舱门了，听见陈墨涵的质问，转过身来，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站在门外，有点诧异地看了陈墨涵一眼，说：“噫——你好像还有点胆量？”
陈墨涵琢磨，事到如今反正是豁出去了，便挺了挺腰杆，一脸正气地说：“我们从军抗战无罪，毫无被杀道理。刘团长乃抗日军官，滥杀无辜必陷于不义，愧对国人的将是刘团长。我们虽死不耻，有何惧哉！”
刘汉英一怔，耸耸鼻子，像是在嗅着什么东西，随即笑了起来：“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秀才，不是庸才，看来是喝过红墨水的。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日军的奸细呢？” 陈墨涵不卑不亢地反问道：“长官又有什么依据说我们是日军的奸细呢？”
刘汉英的眉头跳了跳，揪着手套擦了几下手，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军官，问道：“你们说呢，毙——还是不毙？”
这时候站出来一个独眼军官，挺了挺身板说：“团座，国难当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把这个秀才交给我吧。” 刘汉英沉吟片刻，挥了挥手说：“也好，让他到补充营里当一名学兵。但是，得严加防范，这个人的脑子里有点共产党的味道，一旦发现有不轨行为，就地枪毙。”
说完，又扭头对旁边一名身着戎装的女军官说：“既然不杀，那就都不杀，这个小女子交给你了，在战地服务队加一个名额。”
第三章（二）
徐贵祥
五天以后，刘汉英的七百人马在凹凸山北侧的舒霍埠汇齐了。有从水路来的，也有从山路来的，还有几十号人已经被日军俘虏了，就在拉出去活埋的路上，被杨庭辉的部队打了伏击，这几十号人也逃了回来。
舒霍埠是洛安州西南重镇，四周峰峦叠错，山谷溪流交汇，原始森林遍布，多年积累的树叶沤烂成泥，形同沼泽，阴森森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确是一块可供残兵败将休生养息的天
然妙地。长官部对刘汉英特别交待，日军自中国军队发起平型关战役以来，报复心切，其焰正炽。长官部要刘汉英注意保存实力，避敌锋芒，暂不出战。八路军捅的马蜂窝，让八路军去对付好了。国军宜在凹凸山站稳脚跟，扩大队伍。刘汉英的顶头上司师长方阜阳甚至断言，只要在凹凸山上有了三千队伍，日军没有上万兵力，断然不敢贸然进犯，向前推进也只能绕道而行。
这时候，刘汉英就不再是国军第二四六团团长了，在舒霍埠安稳营盘之后，他就一跃而成了国民革命军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少将旅长兼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刘汉英派出十几路人马，到周围十数个县境收罗散兵游勇，并且联络各县原政府公务人员，建立区乡保甲，抽丁征税。不到一个月，又补充了二千兵员，并在舒霍埠紫云观东边盖了一所速成学校。为了体现重视教育，刘汉英自兼校长，从凹凸山区近百个集镇选拔优秀男女少年前来就读，免费提供膳宿。这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向老百姓多征点捐税也就什么都有了。
从舒霍埠往西三十里，有一个乌龙集，从地形上看，是舒霍埠地区西部边缘。乌龙集南头有几幢灰墙灰瓦的大房子，原先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因为惧怕日军逼近，族长倚仗有钱，早已逃往西南。族人也少了许多规矩，祠堂基本闲着不用，刘汉英手下独眼军官的七十九大队便驻扎在这里。
几天之后，陈墨涵从老兵的嘴里知道，这个七十九大队原先并不是刘汉英的部队，而是前不久在东条山事变中被蒋文肇的部队击溃后收编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团的建制，团长就是那个救他一命的独眼军官石云彪。副团长名叫莫干山，是东条山事变主将、原第七十九军军长武培梅的贴身警卫。
在所谓的东条山事变中，由于蒋文肇等部队的大举围剿，武培梅和七十多名高级将领战死，一万多部队溃同流沙。石云彪和莫干山等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和一千多名弟兄的身家性命，最后放下了武器，由蒋文肇指令手下师长方阜阳负责整肃。后来因为日军向华东后方进逼，战事吃紧，方阜阳才把石云彪残部编入刘汉英团，降格为大队，石云彪降级当了大队长，莫干山当了副大队长。其余赵无妨、李三元、潘众兴等几个营长均降为中队长。
对于七十九大队以上经历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同蒋文肇、方阜阳和刘汉英等人的恩恩怨怨，新入戎马的陈墨涵自然不甚了了，他没有从石云彪等人的表情上看出半点蛛丝马迹和丝毫的不满和委屈。他们的脸色都是铁板一块，对他们的经历讳莫如深。陈墨涵从他们那里所领教的是对肉体和意志极尽鞭挞的训练。
这是晌午。太阳如同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球，无情地烤灼着山峦，无数尖利烫热的钢针穿透了没有云层的三伏天空，无遮无拦地扎进了学兵陈墨涵的肌肤，又将皮肤深处的水分一点一点地挤出来，堆积在毛孔的周围。大颗大颗的汗珠落在眼前的红沙地上。
身置此境，一向鄙视粗鲁而极其珍惜面子的陈墨涵也难保读书人的礼教了，常常在心里恨恨地骂娘。他娘的实在不是个滋味，真正是斯文扫地。
大队长过来了。
独眼大队长一步一顿，步伐沉稳有力，咄咄逼人。厚重的皮鞋在地面上踩出隆隆的声响，透过地皮，从一个地方渗到另一个地方，又从脚心传到陈墨涵的心肺处。
陈墨涵惧怕这节奏分明一声重过一声的脚步，他尤其厌恶跟在大队长身后的那条短腿的白毛狼狗。那狗吐着猩红的舌头，显然也是被炎热烤灼得心烦意乱，一双圆乎乎的小眼睛贼溜溜地东张西望，不时低下头，鼻子贴着地嗅来嗅去，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狗的毛躁好动同大队长的威严板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独眼大队长也是一身厚厚的军装，风纪扣一丝不苟，脚登一双货真价实的马靴，站在那儿，任凭汗水湿透全身，也定然纹丝不动。只要操练场上还有一个兵，大队长就不会离开操练场。
陈墨涵听老兵们说，大队长石云彪是北方人，出身军人世家，曾就读于磁县讲武堂，后来又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少年时自以为是军中骄子，必定能够成为栋梁之材，故骄矜自负，诸多同僚在他眼里如同草木。此公与人相处不苟言笑，笃奉守时、守信和苦读之军校精神，崇尚孔明之智，云长之忠，子龙之勇，翼德之猛，每战必定督部勇猛拼杀。前几年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日本先遣特务机关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