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食者协会(出书版) 作者:那多-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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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D岛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喂？”
“你怎么不说话，难不成是怕了吗？你先前不是自己说，宁可面对拇指，都不愿面对托盘。但是托盘出手两次你都活下来了，我对你有信心。”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什么？”
“我想，拇指已经来了。”
十二、另一种方式
我站在乐清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一角和王美芬打电话。
我所站的位置，足以把整个开放式入口的情况一览无余。视野算不错，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分心，如果不是那个小小的变故，我根本不会警觉。
在售票大厅入口处，一直有两个男子在徘徊。看他们目光游离的样子，就知道是黄牛。进大厅购票的旅客，只要表现出一点迟疑不决，他们就会上去问一声去哪里，要不要票。
拇指的人后来据我观察一共有四个，都着便装，其中一个年纪颇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估计是头儿。我并没看见黄牛是怎么找上他们的，估计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被黄牛误会了。于是黄牛就上去问要不要票，拇指们当然不要票，理都没理黄牛，这下子被无视的黄牛不高兴了，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边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开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这一幕。同时那中年人也看见了我。他指着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种时候，会出现在这里找我的陌生人，除了来杀我的拇指，还能有谁？
于是我马上结束了王美芬的通话。
两个气势汹汹的黄牛不知为何忽然蔫了下来，退开几步，原本我还指望着他们起更大的冲突，好趁机逃脱，现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这里是人流极大的火车站，公共场合，拇指不会有胆子在这儿动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错只是一瞬间的事，彼此都不能确定对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我收了电话，向他们走去。
中年人盯着我，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拦住。但我却并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两个已经准备离开的黄牛。
“喂，有去上海的票吗？”隔了好几步我就出声问他们。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过会儿就开车了。”黄牛来了精神，其他那几个反倒愣住了。原本板着脸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脚步，都以为误会了。
“给我看看票，别是假的。”我凑到黄牛跟前说。
“怎么能是假的呢，别在这儿，我们出去说。”那黄牛瞧了那几个人一眼，压低声音说。
正合我意，我跟着黄牛往外走，经过一个“拇指”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他皱了皱眉。
“喂。”他和我打了声招呼，伸出一脚挡住我。
他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杀我吗，真出什么事能跑得了吗？我心里猜测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脸上作茫然状望着他。
“你是……”
我猜他想问“你是哪多吗”，但我没给他机会。心里决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脚踝上。
脚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没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过头动作收回得慢了耽误自己逃跑，但已经足够让他“嗷”一声痛叫着蹲下去。我飞快地从缺口逃走，两个黄牛都看呆了。剩下几个“拇指”倒反应很快，没人管那名伤者，都追着我跑。
我冲出售票大厅，冲出火车站，跑到广场上。没工夫回头，只看见周围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后面的尾巴跟得很紧。心里惊叹于他们的胆子，这样的不管不顾，是觉得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托盘来擦屁股吗？
火车站总是治安最混乱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顾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广场上，一眼就瞧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辆警车。虽然我看不清楚车里有没有人，但还是往那儿跑去，希望能吓阻追我的家伙。
飞奔到警车前，驾驶位上坐着个警察，头仰着在睡觉。我回头见那三个人压根儿不减速狂奔而来，连忙猛敲车窗。
警察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把窗户降下来。在这短短的三秒钟里我有两次想继续逃跑，面对喂食者协会的庞大压力，警察也显得有点不开靠谱起来。就在这犹豫间，窗户降到了底，后面奔跑脚步声也已经清晰可闻。
“救命，后面的人想杀我。”我冲他大叫。
警察像是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人要杀我！”我嗓门大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闪开，给追过来的三个人留出一条通路。
“怎么回事？”这警察说了句没用处的废话。
这种反应当什么警察啊！我在心里狠狠吐槽，后面追得最急的那个，已经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扫翻在地。
什么杀手，普普通通嘛。
才这样想着，后面那个合身一扑，把我压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盖顶着我的胸口。
“停下，你们干什么！”警察从车里钻出来。
“警察！”压着我的那个大叫起来，随即被我扫翻那个也叫着爬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那么大一辆警车停在眼前，才看见？我趁他分心，一拳揍在他下巴上，总算把我的脖子解脱出来。
“警察！”另一个吼着也扑了上来。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等等，这意思是……
捂着下巴的那人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冲着警车里下来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峰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地上了拷，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警察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功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噼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记录删掉。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脖子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劲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他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伸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句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斯蒂凡石油公司，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他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