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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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不久又撤职令其自裁。与此同时，隆科多也被宣布犯有41条大罪，最后囚禁而死。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看，年、隆二人当初帮雍正夺取权力是属于自愿；而雍正后来裁处两人又属不得不如此之举。因为在太平盛世里，皇帝的德风远比政绩更重要。为了使人们忘记过去，雍正似乎必须抛出当年的同盟者，两个真心实意帮助了他的外戚。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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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等人的皇室成员身份；从狱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为马上得到在雍正苛政下饱受压抑的朝野上下的拥护，很快他的明君美名就在朝野上下传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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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NB073
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萧何是刘邦忠诚的而有能力的后勤部长，以保障后方供应而深得刘邦信任。而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战功卓著而很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页交战后各自退兵。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濡页主将。当时，负责镇守濡页的另外两名偏将是朱然和徐盛。朱、徐二人都出身江东的望族，他们对受周泰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指挥很不服气。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濡页，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不露形迹地表彰了周泰，也同时向守城将士表明了一个态度：朕十分信任周泰。朱然、徐盛等人听后明白了孙权的用心，不得不当即表示从此甘愿听从周泰指挥。
上述萧何、周泰二人，一有盖世谋功，一有满身伤痕，所以使得刘邦和孙权有充足理由说服他人，以确立萧、周与众不同的“猎人”地位。如果帝王选择的“猎人”尚未建盖世之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慑服别人，而遭到他人阻拦时，那么帝王会另辟蹊径、推倒障碍，以确立自己认定的“猎人”的地位。因为这样会使帝王收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前秦的苻坚自打结识王猛后，君臣情投意合，倾心相委，相见恨晚。苻坚“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在不断受到苻坚重用的同时，也常遭到士族集团中许多人的非议。老臣樊世就曾当面斥问王猛：“我们辛苦种田，就是为了让你来白坐着吃饭的吗？”意思是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凭什么坐享其成、指手画脚？王猛也不示弱
，反唇相讥说：“我不但要让你们为我种田，还想要你们为我做饭呢！”樊世气愤已极，大吼：“我与你誓不两立！”苻坚知道此事后，由于看到樊世已经成为确立王猛“猎人”地位的障碍，就决意为王猛踢开脚下这块石头。一次，樊世和苻坚议论政事，因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樊世一时激动得忘记了君臣礼仪。苻坚见时机已到，借口说樊世图谋不轨，要加害于己，就此下令把樊世杀掉了。打这以后，大臣们对王猛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王猛的“猎人”地位由此确立。苻坚杀樊世而树王猛，井非仅为王猛考虑。因为王猛与自己倾心相投，王猛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树立王猛，其实就是树立苻坚自己。这一点，苻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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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