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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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Ｋ钪毡弧跋褚桓瞿室谎匪椋缓笕拥簟保康比徊皇墙槭６悦扛鎏焦飧鲅萁驳娜死此担勾罅侄跃质频呐卸舷匀皇谴砦蟮摹Ｋ勾罅值难萁玻⒈碛诮呐驯渲耙桓鲂瞧冢獗砻魉闹泄咭恢贝蟠硖卮怼Ｕ飧鲅萁玻谒勾罅值耐久强蠢聪匀涣钊死Щ蟛唤猓踔炼∽潘勾罅侄运樟斓既ǖ奶罂刂啤２还勾罅纸苹匮瓜铝苏庖谎萁玻游唇⒈怼�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他在讲话中所作的简短说明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机会修改其失误和忽略之处，然后才将其速记记录放在我们面前。”斯大林回避了这一圈套，乌尤维克是想借此迫使斯大林承认是他错误判断了蒋介石。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
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维奥拉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很多年。
伊罗生和妻子后来回到美国，到纽约曼哈顿东区南部的公寓里住下来。他们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中国论坛》专号上用过的那幅中国军官和成堆白骨在一起的令人恐惧的炭笔画。
伊罗生又受聘担任法新社的翻译。每天早上五点他到法新社的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中午。这使得白天有剩余时间来写他的著作。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表斯大林1927年4月5日的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许多年后回忆说。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是斯大林的绝对无情和对全党的统一命令，才使世界上任何一处公共档案中，都找不到被删去的文章，至少据伊罗生所说是如此。
伊罗生后来终于从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那里找到这份被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伊罗生在鲁迅和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的《草鞋脚》，终于在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伊罗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他当即给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脚》，但书被退回，标明：地址不详。伊罗生失望了。正在发生“文革”的中国，离他那么遥远而陌生。他整理出鲁迅、茅盾给他的信，追忆当年的难忘岁月。他不能让这些信埋没在自己手中，但又不能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便将它们捐给了美国一家图书馆。
1980年一个夏日的黄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月报》，上面刊载有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这给他一个信息：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访中国。他当即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告知，中方将办理好签证，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伊罗生可在那里领取。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记叙了整个接受邀请和访问的过程，该书1985年在香港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1936年第28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1）
1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徜徉在华清池，就像是走在历史中。眼前的许多景物都会引发人的感慨。我总觉得，1936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具有真正转折意义的历史环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进展与之相关自不待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更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强；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狼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黄土高原如困兽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引吭高歌。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时刻，历史道路在这里改变了走向。“西安事变”，应该说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刻骨铭心的时刻。虽然品到的滋味各不相同。
对于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中一些人非常幸运地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甚至扮演了比任何人都要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直接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历史转折，更是他们刻骨铭心的。
2
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正逢时，率先走进了这一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斯诺1936年6月从北京来到西安，然后从这里前往红军控制的“匪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他抵达西安后，访问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由蒋介石派来监督“剿匪”、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斯诺与邵力子曾有过接触。六年前，在南京，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邵力子，安排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如今，他们在西安重逢，谈论的话题是在陕北的战事。从他那里斯诺证实了北京的熟人通告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经暂时停止。
邵力子对斯诺说：“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有可能实现采访红军的计划。后来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红军与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达成了休战协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有了暂时的空闲，得以轻松而从容地接受斯诺的长达数月的采访，而斯诺也从旅行和采访中了解到张学良对延安的秘密访问和谈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与“匪”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已经把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两种势力之间已悄悄发生的潜在变化，与官方公布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经大大不同。
当斯诺完成四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不过，直接采访到张学良并将少帅的与红军停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发表出去的不是斯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
按照预约，海伦在1936年10月由北京来到西安，准备在这里迎接从陕北归来的丈夫。在等候斯诺期间，她得以采访到张学良。在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张学良慷慨陈词，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
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国记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世。不仅仅限于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忆、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国人的笔下出现，然后中国老百姓才一一得知。这显然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或者一时关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新闻同行们无疑黯然失色，他们只能在一旁羡慕和嫉妒。然而也应看到，许多时候只有外国媒体才能不受中国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一点上，外国记者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
这一次，海伦再次捕捉到天赐良机，发挥了独有的优势。
在接受海伦的采访时，张学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海伦回忆，她的关于张学良的访问记，在西安被电报局拒绝而无法发出，于是她10月5日返回北京，当天就将之发送给各地。伦敦《每日先驱报》，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华北明星报》等，均先后予以发表。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了海伦的这一“壮举”。他摘录的是1936年10月25日《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访问记。海伦在文中写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言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到他们逼迫的话。
在西安事变之前，海伦的文章是对张学良态度的最早报道。只是，此时无论海伦还是斯诺，乃至张学良、杨虎城本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一两个月后，中国会发生石破天惊的一幕。
1936年第29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2）
3
斯诺、海伦后来可能会感到有点遗憾，因为他们都无缘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现场。
海伦匆匆离开西安，除了电报局拒绝发送张学良访问记的电文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走进中国》一书的作者兰德这样说：“海伦曾来到西安想到保安与丈夫会合，但不得已只好返回北平，部分原因还在于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员的劝告，他们警告海伦说她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出现，会引起对斯诺的注意，现在他也许正在返回途中。他的胶卷、笔记本一旦被国民党发现就会被没收。”
很巧，就在《纽约太阳报》刊发海伦的张学良访问记的同一天，10月25日，斯诺回到了北京。他陶醉于西行探险的成功之中，随即和海伦一起忙着整理采访笔记，开始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率先完成的是《毛泽东访问记》，很快就于11月14日开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在我看来，对于他个人来说，这远比留在西安等待巨变更为重要。
他们不在西安，恰恰为另外一个外国人提供了机遇。她便是史沫特莱。
当斯诺正在陕北采访期间，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过难的中共人士刘鼎的邀请，请她从上海到西安。刘鼎此时是张学良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兰德认为：“刘需要一个有同情心的左翼记者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态发展，这也许就是他为何邀请史沫特莱的原因。”
兰德还这样写道：
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见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她对此显然颇为失望，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
10月，在西安，史沫特莱见到了从保安归来的斯诺，听他兴奋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她的失落和羡慕可以想见。不过，她的机会也即将来临。
12月12日一天天逼近。
史沫特莱本来住在蒋介石后来下榻的华清池迎宾馆，但在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我在西安仅有的一家新式旅馆西京饭店定一小间房间，打算过些时再回临潼那座寺庙。”史沫特莱这样说。她住到西安城内的西京饭店，她将在这里亲历那一夜的风雨，而对华清池发生的一切，只能事后从传闻中得知。
在史沫特莱之前，另有一位外国女人也住进了西京饭店，她便是嫁给王炳南、随丈夫来到中国的德国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与杨虎城是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活动在杨虎城周围。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对西京饭店略有描述：“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饭店。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像是坐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二十世纪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像是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
就是这所西安城内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住进，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饭店，但未能得逞。很快，石破天惊的一夜便在西安降临。
4
遗憾的是，当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发生绑架蒋介石的精彩一幕时，并没有一个外国人目击现场。
倒是有一个外国人无意中出现在现场，却不幸撞在了士兵的枪口上，命丧黄泉。他便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旺斯克大夫（Dr。Wunsch）。据兰德所写，旺斯克是在西安的一位德国牙医，是史沫特莱选择的一位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代表。10月间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时，史沫特莱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与斯诺见面，听斯诺讲述他为之兴奋的探险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上海辗转而来的中国作家丁玲，并由她准备了饭菜。12月12日早上，旺斯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