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8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里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做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9　　　　
　　　　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12月底之后，因此，他俩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距12日发生兵变已十三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厘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介石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史沫特莱有幸成了释放蒋介石时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　　　　
　　　　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

　　　　10　　　　
　　　　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　　　　
　　　　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　　　　
　　　　“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　　　　
　　　　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　　　　　
　　　　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被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虽然失望，贝特兰后来还是对张学良表示了特别的敬意：　　　　
　　　　少帅被与世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一个对谁也没有妨碍的政治犯，以写写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学术性文章来打发日子。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性人物——中国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与革命延绵不断的中国实现统一和独立这个盖过一切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习惯于指点江山的风格。她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他们的眼前展开，又在他们的眼前合拢。


1937…1943年第34节　雾重庆（1）

　　　　1　　　　
　　　　西安事变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在1937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显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看。　　　　
　　　　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在纽约出版的《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位传教士的女儿，她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所熟悉的中国生活成了她的小说背景。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　　　　
　　　　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当然还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人物。一个星期后，1月25日，还是在《生活》周刊上，一批十年来几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显得十分神秘的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读者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便是斯诺几个月前冒险直接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　　　　
　　　　《生活》这一期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专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　　　　
　　　　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一张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后来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发行，印数恐怕达到上亿张。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周刊的编辑在旁边的说明中只是这样简略地写道：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发表斯诺拍的这些照片时，《生活》周刊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文中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