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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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
端纳急忙赶到家中，打开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使他办事敏捷，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并通过美联社记者纪乐士同时刊登在了芝加哥报纸的头版头条。
历史记下了“二十一条”被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的场面。
后来有研究者怀疑，这一过程是端纳为避免莫里森受牵连而特意虚构的。因为莫里森当时身为中国总统的顾问，无权泄露外交秘密。
事实上，从莫里森在此期间的来往信函看，他一直与端纳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深深介入了端纳的报道活动。
在端纳取走文件的第二天，即1915年2月11日，莫里森在写给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的信中说：
昨晚端纳向《泰晤士报》拍发了318个字的电讯，这是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最长的电文。他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拒不把日本的要求作任何透露。但是，他向《泰晤士报》担保，他所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
类似的消息也送给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美国的联合通讯社。西方各国政府对于日本所提要求的性质和程度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
端纳的电讯在2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端纳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但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这条电讯后面又加上这样一条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上个月内通知英国外交部，而且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政府也都已知道。日本政府的意愿是要把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之所以这样做，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得到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之前，必须暂不对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
与此同时，端纳收到了《泰晤士报》发来的质询：“有关日本消息希予慎重核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北京各项传闻属于有人故意歪曲。”
是日本在欺骗世界。
日本不仅要求袁世凯对国内严守秘密，也担心英、美、俄各国知道真相，特别是条约第四号、第五号内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独占性，英美等国必不答应。正是担心这一点，日本对条约进行删改，向英、美、俄诸国送达的该文件抄本，只剩下原要求的前半部分的十一条，谎称这些就是它在1月18日提交中国的全部要求。
当端纳的消息发表后，拿到日本照会的那些国家，都不相信电讯中所列举的条款。《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根据删改后的文本发回消息，认为端纳的报道“大概是在德国挑唆下，为了在日本与友好国家之间制造麻烦而提出来的恶意夸张”。
莫里森很快知道了此中的详情。
2月16日，他在信中告诉蔡廷干：
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
受到误解的不只是捕捉到独家新闻的端纳，甚至中国人也受到了来自英国媒体的毫无根由的指责。
《泰晤士报》2月13日发表社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
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
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的，或者不讲道理的……它们看来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中国的完整，也不违背迄今为止一直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莫里森不能接受《泰晤士报》的观点。
2月15日，他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我了解到《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述了它的观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的那类要求，我据此判断，《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开放门户、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
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
我对《泰晤士报》的偏听感到惋惜。他们对于这件事最好什么也不说。但是，我料想福来萨已经从东京用电报把日本人交给他的文件传送回国，而这个电报已为《泰晤士报》所听信，尽管它是同端纳发回国的更为正确的消息相冲突的。
2月17日，莫里森再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去信。2月13日那篇指责中国的社论就是由斯蒂德所写。在信中，莫里森更加明确地批驳日本居心叵测的外交欺骗：
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接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
1911…1919年第7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4）
5
端纳仍在努力中。
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如何在美国得到发表，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但都与端纳有关。
说法一：
端纳在给《泰晤士报》发电讯的同时，也将一份密约抄本转交给了美联社记者摩尔，而美联社纽约总社得到消息后，亦不敢贸然发表，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对此极端保密，日本更是否认此事。该社总经理斯通还致电摩尔，说：“日驻美大使进藤男爵明确否认你电讯报道的消息。望将消息来源电告。在收到报告前电讯留社不发。”
摩尔为保护当事人，没有向总社说明消息来源，最终遭到免职处分。但美国公使芮恩施说摩尔并没有被免职。“当时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也同样遭到其总部的申斥，说他发回去的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位记者的结局还不坏，当他立即打电报回去要求辞职时，设在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把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新闻，迅速发给美国各报，披露了内容真相。”
说法二：
美联社未能发表摩尔发回的消息。几天后，端纳在北京饭店遇到《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威廉•；翟理斯，把报道的内容再次相告，并说：“如果你想报道这件事，现在是你的机会。”翟理斯便把从端纳那里得到的“二十一条”要点逐一发回报社，该报全文刊载了这条电讯，马上引起了轰动。
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准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不必怀疑的是，端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欺骗外交的真相。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
对那些认为日本做得太过分的西方列强来说，公布“二十一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不得不有所收敛，把条款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列强在华各自的利益。但是，这并没能改变中国受凌辱的命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一门心思要早日穿上龙袍的袁世凯，只得委曲求全，与日本签订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
耻辱仍是耻辱，悲剧仍在继续。但觉醒并奋起抗争的是中国民众。
5月9日当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等四团体发起并召开反对日本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中国掀起抵制日货高潮。
5月18日，长沙一青年从天心阁跳楼自杀，以死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6
四年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这时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拥有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
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了大会的拒绝。消息传来，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
我回来的前几天，人们都知道和会已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其他利权交给日本。这是现在抵制日货的原因。一切教育机关都已罢课。学生结队在全城游行。他们想在中央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但被军警驱逐，还有许多人被逮捕。……大群学生随后拥至曹汝霖、陆宗舆和另一名亲日官员的住宅，并开始搜索主人。曹汝霖设法脱逃没有受伤。陆宗舆则在打算溜走之际被殴受伤。
以后几天之内，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使自己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只不过是些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熟悉中国的莫里森也许能理解此时中国人的心情。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在没有接到政府拒签令前，拒绝出席签字仪式。此时，远在英伦的莫里森，立即给北京写信，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看法：
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某种可为中国人接受的确实保证。然而，美国从前曾经在危难中把中国人甩在一边。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可能对美国比从前怀有更大的戒心，不愿轻易接受美国的指导了。
……
在山东的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个和平条约，处境确实要比他们在德国人手下时坏得多。很难使他们相信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深信和平条约给他们造成损害。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条约上签字，除非准许他们在提出抗议，或者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
（以上信件均引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此时，莫里森已经重病缠身。不到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莫里森在英国因病去世。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然而内外交困的中国北洋政府已经无暇他顾。他终于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1911…1919年第8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5）
7
又过了十一年。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端纳、张学良夫妇、赵四小姐，应邀前往北京的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学良一行前往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端纳则回家休息。
凌晨两点，已经入睡的端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打电话来的是张学良：“不好了！日本人打到了沈阳。快来。”
几个小时后，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德雷马•；贝斯和多萝西•；贝斯夫妇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日本人正攻打沈阳！”
打电话来的是端纳。
几年后。1937年8月8日，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目睹了北京的再一次沦陷：
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
同一天，美国作家、后来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格拉姆•；佩克也在现场。他描述了这样的场面：
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
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
1915年起日本就开始策划的阴谋，最终成了残酷的现实。
端纳还在继续他的路。“九一八”事变后，他陪同张学良访问欧洲，帮助张少帅进行戒毒治疗，以恢复健康。之后，端纳又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后来端纳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隐姓埋名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立即被送进宏恩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重返中国，就是来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惟一的遗物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今天，在万国公墓里，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端纳的墓碑。不过，人们可以找到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的墓地。当年，正是从宋耀如那里，端纳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能与自己的老朋友长眠在一起，对端纳来说也是最后的安慰和温暖。
1911…1919年第9节 看莫里森档案
没有想到，2000年1月，离开悉尼那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了莫里森的档案。
莫里森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首次来华，著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风情》）。1897年他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再次来华，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他曾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他留下来的一切，岂能不让人感到好奇！
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的航班是在夜间，这样白天正好有时间到图书馆泡上大半天。陪同我的是旅澳画家沈嘉蔚。沈嘉蔚擅长描绘人物肖像，前几年他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的肖像画，曾在澳洲全国油画比赛中获奖，此次黄苗子郁风在澳洲举办书画展，宣传册封面便选用这幅作品。
与嘉蔚一见如故。交谈中，他说他一直想画一幅莫里森的画像，并曾到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