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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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所谓“宁汉失和”不再是秘密；尽管因南京出现的骚乱而引起外国列强势力纷纷介入干涉，上海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使事件日趋国际化；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各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谁能料到，蒋介石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最后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谁能料到，本来旌旗飞扬标语满天的北伐战争，还未打过长江，就突然出现这样的结局？　　　　
　　　　对于这个夜晚的到来，远在汉口的革命政府的官员们和远在湘鄂农村揪斗土豪劣绅的人们，肯定没有身在上海的外国人，更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2　　　　
　　　　恐慌由南京袭来。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士兵冲击和抢劫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并打死数名外国人的事件，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英国的军舰随即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公民的严重伤亡。南京发生的一切，对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是一种警告，也引起了一阵恐慌。能否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能否保证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不受到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南京事件”过后第二天晚上，美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任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约翰•；鲍威尔，与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森一同前往参加。后来，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描叙了当时记者招待会的情景。　　　　
　　　　一位经历过“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告诉鲍威尔，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的美国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英国领事遭到枪击受伤，等等。由于这些事情报上已有所报道；并未引起记者们的关注。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接下来报告人所讲的外国妇女被中国士兵强奸的案件。鲍威尔回忆说：　　　　
　　　　只是当报告人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暴的士兵强奸的经历时，才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传教士所说的事情，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就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赫德森教授建议我问一下报告人，他个人是否掌握了强奸案的第一手材料。这位传教士更加激动地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但那是他信得过的人告诉他的。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论起事情的真伪。赫德森教授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军人犯罪行为，其中涉及强奸案的并不多，只有极少的几件宣告成立。　　　　
　　　　结果，大部分记者在报道这些强奸案时，都说明这只是道听途说，确否尚待查证。虽然如此，这些所谓的强奸案仍然传播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那些主张外国军事干涉的反动分子，当然最为起劲地活动了一番。　　　　
　　　　从鲍威尔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本人，包括那位法学教授，对是否发生过强奸外国妇女的案件，是持怀疑态度的。几个星期后，鲍威尔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女医生，南京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南京。她在信中所说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鲍威尔的怀疑。　　　　
　　　　她当时就对强奸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她说，当时有三个士兵进入一幢美国人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位美国妇女，于是把她拖到楼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好像突然害怕了，竟不等施暴就慌忙逃走了。这也是我在华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强奸案”。　　　　
　　　　十几天后的“四一二”这一夜，鲍威尔是如何度过的，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回忆录里没有写到，这颇让人遗憾。不过，他却根据自己的了解，提供了杜月笙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在这一夜之前相互利用、讨价还价的内幕。　　　　
　　　　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总董费信敦，在“四一二”过后几个月，向鲍威尔透露过在政变前他所亲身经历的与杜月笙有关的情况。这位美国总董告诉鲍威尔，杜月笙介入上海国共之战，法租界当局起了主要作用。鲍威尔写道，杜月笙在法租界发迹，法租界向他求助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孙传芳的部队撤走以后，英法租界周围的中国辖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局面相当混乱。　　　　
　　　　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费信敦讲述的故事：　　　　
　　　　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打电话给我，要求与我就目前形势作一次恳谈。我答应了，按照他告诉的地址前往，结果发现那里并不是法国人的办公所，而是一处高墙大院的中国人住宅，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到达后，立即被引进会客室落座。我不禁注意到经过的一个大厅两旁，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话，随后走进法国总巡和两位中国人。这两位中国人，一位就是杜月笙，另一位是翻译。我们见面后，立刻商讨有关事宜。法总巡解释说，他已经与杜月笙讨论了如何保护上海英法租界不受共党分子骚扰的问题，因为在孙传芳和他的部队撤走以后，上海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局势相当混乱。接着杜月笙也像谈生意似的说，他愿意同共党分子一战，但有两项条件，首先，法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五千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其次，他回过身对我说，他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部队通过，尽管这是破例的行动。杜月笙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把部队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经过公共租界。　　　　
　　　　费信敦对杜月笙说，他同意将此意见提交工部局讨论，力争通过。　　　　
　　　　我意识到，我们是将希望孤注一掷地押在杜月笙的声望上。但当时形势确实很紧急，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肯定要导致广泛的骚乱和流血。毫无疑问，这里关系到数千名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居住在租界里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因为共党分子如果占据租界后，势必要跟国民军对抗，这样一来，租界里的外国人就变成了三明治，遭受国共两军的夹攻。这将是租界建立一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并将引发极端复杂的国际问题。杜月笙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来消灭共党分子的暴乱。这时候，各国派往上海的军队已经抵达，负责防守租界地区；而且蒋介石将军也到了上海，控制了上海的中国地界。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宣称国民军无意侵犯外国人，不会发生以前南京事件那样的事，并说，南京事件的暴乱分子将受到严惩。　　　　
　　　　就这样，不同的人为对付街头的革命，走到了一起。　　　　
　　　　上海这一夜的动荡，不可避免了。


1927年第12节　上海这一夜（2）

　　　　3　　　　
　　　　在西方，更多的人后来是通过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类的命运》（Man’s　Fate）；了解“四一二”前后上海发生的事件的。　　　　
　　　　当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1925年走在南京路上无意目睹到“五卅”现场惨象时，比他年纪稍长的法国人马尔罗，正好也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从有关他的介绍来看，1923年到1927年之间，他一直在中国一带活动。因此，尽管他可能没有目睹1925年上海的历史场面，但完全有可能亲身经历了因五卅运动而引发的省港大罢工，不然，他恐怕不会写出1928年出版的描写省港大罢工的小说《征服者》（The　Conquerors）。　　　　
　　　　马尔罗是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后来曾出任过戴高乐政府情报部长、文化部长。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却对中国革命的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除了五卅运动，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便是他另一部小说的内容。当上海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和发生“四一二”事变时，他可能正好住在上海。于是，1933年他出版了《人类的命运》。虽然后来有以中国生活为背景创作小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有撰写了《宋氏姐妹》传记的美国记者项美丽，但像马尔罗这样以小说形式直接描写中国革命的外国作家并不多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他的回忆录。不知道在那本书名为《反回忆录》的回忆录中，他是否写到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不然，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描写的上海事件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马尔罗这两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中译本（也许已有）。但在西方，他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获得过龚古尔奖的《人类的命运》，在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1961、1968、1990年，由美国兰登书屋陆续出版，可见其影响。　　　　
　　　　从《人类的命运》的故事来看，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的镇压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每章均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题。小说分为七部分，从1927年3月21日午夜的上海开始，一直写到当年7月的巴黎。在马尔罗的笔下，主人公之一、中国人陈达尔（音译）是一位恐怖主义者，而另外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他们中有商人，有租界官员，有俄国职业革命家。不同身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也因而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发生在上海的革命。作者如此设计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表明在他看来，中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它从运作到影响，从牵涉人员到波及范围，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马尔罗笔下，“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充满血腥。《人类的命运》中有一章描写经营照相机商店的德国商人赫姆瑞奇，因参加了革命的行列而目睹了蒋介石大屠杀的惨剧。在4月11日晚上，他的商店和妻儿受到炸弹袭击，生性温和的他，终于被妻儿的遇难激怒，命运在他身上从此发生变化。从对他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那天夜里弥漫上海的紧张气氛和火药味、血腥气。　　　　
　　　　该章属于第五部分，题为“午夜”，描写4月11日半夜在上海发生的故事。试译如下：　　　　
　　　　赫姆瑞奇一听说有人向蒋介石投掷炸弹，就赶紧去核实消息。他听说这个将军被炸死了，凶手则逃之夭夭；可是，当他走到翻了个个儿的小车跟前，只见车篷已掀开；他看到车旁的人行道上，陈的瘦小的、血淋淋的尸体躺在那里，被浓雾紧紧笼罩，一位士兵在一旁看守；他还得知，这个将军并不在车里。显然，在他看来，他不同意提供住所让陈躲藏起来，是导致陈遇难的一个原因；他还跑到所属的一个共产党指挥部去，但令人失望，白费了一个小时来讨论蒋介石的死活问题。一位同志走了进来。　　　　
　　　　“闸北纺织工会已被蒋介石的手下查封。”　　　　
　　　　“同志们没有反抗吗？”　　　　
　　　　“反抗的人马上被枪杀了。在闸北，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都遭到枪杀，连家都被烧了……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所有工会组织都被查封了。”　　　　
　　　　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成了家的同志都赶紧跑回家，带着老婆孩子逃命。　　　　
　　　　赫姆瑞奇走到门口，只听见枪声四起；他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但他必须不顾一切去把老婆孩子带到安全地方去。在他面前，雾中开过两辆军车，一辆小车，一辆卡车，上面装满蒋介石的士兵。远方有一处枪声不断，其他地方停了下来。　　　　
　　　　共和二路上没有士兵。他的店铺所在的街上也没有。没有！根本不再会有士兵。商店大门大开，他跑了进去，只见地板炸得稀烂，血泊一摊又一摊。商店受到手榴弹的“清洗”，早变成了战壕。女人歪倒在柜台上，几乎缩成了一团，胸前尽是伤口。墙角，有一只小孩的胳膊，手孤零零地尤显得小得可怜。“他们还不如一下子死掉！”赫姆瑞奇想。他特别害怕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缓慢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如通常一样，只有痛苦的份儿，这比看到弹片带着血沫四处飞溅还要让人感到恐怖。透过鞋底，他能感觉到地板上厚厚的血迹。“他们的血。”他一动不动，根本不敢动，只是看，看……最后他终于看到了孩子的身体，就在身旁的门后面。他几乎喘不过气，流血的气味呛着鼻子。“应该把他们埋掉……”他用钥匙把门锁上，在商店门口呆立着。“哪怕来人发现了我，我也要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走开。　　　　
　　　　他知道他正在承受痛苦，可是，一种麻木的光晕环绕着他的悲哀，这一麻木紧随着脑袋不适和发怔而来。没有什么悲哀会让他惊奇：总体来说，这次命运给他的猛烈一击大大超过往常。死并不让他吃惊；它比活着也坏不了多少。令人心寒的是，他不能不想到流淌在这扇门后面的血，居然带来如许多的痛苦折磨，命运这一次竟是如此糟糕地耍弄着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这倒让他别无牵挂。　　　　
　　　　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　　　　
　　　　……　　　　
　　　　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4　　　　
　　　　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性质的作品，并指出：“《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