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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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　　　　
　　　　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


1927年第13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

　　　　1　　　　
　　　　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　　　　
　　　　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首都”。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相反，即便在“四一二”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宁汉对峙”，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　　　　
　　　　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的确，“四一二”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　　　　
　　　　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转引自彼得•；兰德《走进中国革命》一书）　　　　
　　　　显然，蒋介石一个星期后的行动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面对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巨变，斯大林当然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政策，更得考虑对付来自托洛茨基方面的质询、批评。如何应对中国发生的变故，他和托洛茨基，还有共产国际都还需要时间。于是，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仍是蒋介石大本营的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也正因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还留在蒋介石的大本营，今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的回忆中，看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活动画面。


1927年第14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2）

　　　　2　　　　
　　　　阿•；瓦•；勃拉戈达托夫1925年来到中国，他是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一批第四期、第五期的同学一起，成了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先后担任驻河南、广州顾问小组参谋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副手。“四一二”前后，他正作为加伦将军的副手，出入于蒋介石的司令部。他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为历史留下了那些风风雨雨日子里南京大本营的活动的见证。　　　　
　　　　其实蒋介石的野心早已被人察觉。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其目的就是想遏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但蒋不理这一套。南京一经攻占，他就离汉赴宁，“宁汉失和”不再是内部的秘密了。就是在此时，勃拉戈达托夫和他率领的苏联顾问小组，也在3月27日乘军舰抵达南京。　　　　
　　　　不清楚在南京的这些苏联顾问，是否当即知道了4月11日夜里和12日白天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件事情。他说，在12日早晨，他还在与蒋介石的参谋长讨论宁汉双方协作的问题，他甚至觉得“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但是，他同时也说：“关于宁汉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强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　　　　
　　　　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苏联顾问们还把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司令部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待。　　　　
　　　　4月13日夜，蒋介石约见勃拉戈达托夫。蒋介石的突然来访，颇让他感到意外。他这样记录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他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显然，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们的谈话之列。　　　　
　　　　勃拉戈达托夫最为生动的记录，是他对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当晚一个大型宴会的描写。此时，上海13日举行的十几万人大游行已被镇压，整个局势已被蒋介石控制。于是，这样的宴会，也就成了蒋介石和部下们弹冠相庆的场所。我不清楚，勃拉戈达托夫这些苏联顾问，为何还能出席这样一个“庆功会”？当然，我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的现场记录：　　　　
　　　　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干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　　　　
　　　　胡汉民出席宴会意味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中派已向右倒了。胡汉民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他是一个狂热的反动派，即使在他的支持者遭到不利时，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由于他的反动言论刺伤了总司令，蒋介石曾与他断绝往来，而现在他跑到蒋介石这里来了。　　　　
　　　　宴会的高潮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高，甚至发出尖叫。蒋介石硬说：鲍罗廷答应回到苏联去，但食言了。他说：“我曾打电报去问共产国际：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里，蒋介石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即明目张胆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但是，没过一分钟，蒋介石感到自己的话讲过火了，于是便捶胸顿足地向到会者保证说：他不是凯末尔，也不是墨索里尼。他在讲话的最后，大骂中国共产党。　　　　
　　　　最生动的莫过于下面这个细节：“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干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　　　　
　　　　勃拉戈达托夫写到一个他不知道身份的人在发言时，“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　　　　
　　　　“歇斯底里”无疑是整个宴会的基调。勃拉戈达托夫说：　　　　
　　　　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　　　　
　　　　后来，他终于又见到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今非昔比，在他的面前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神态了。　　　　
　　　　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


1927年第15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3）

　　　　3　　　　
　　　　当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时，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她乘坐的宽敞豪华的美国邮船从旧金山开往上海。　　　　
　　　　这位自称为“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后来许多年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25年，她曾从苏联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处访问，与不少中国的革命者有过密切往来。这次她完成了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正在重返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中国。　　　　
　　　　她回忆说，在她离开旧金山时，美国报纸上已在头版上刊登了惊人的消息：宁汉分裂，英国陆续派出增援部队，美国巡洋舰驶离西海岸，开赴可能决定世界和平或全球大战的地点。可是，让她纳闷的是，在船上航行的这些天里，邮船上印刷的日报，却毫无来自中国的消息，甚至连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消息都没有，只有什么洛杉矶离婚案、芝加哥谋杀案之类的花边新闻。　　　　
　　　　等船快要抵达日本的大阪时，一个旅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东方的消息，船长笑笑，如此回答：“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我们不发。船员都是华人。我们一发表中国消息，这些穷小子就会被政治所激动，连活都不干了，光站成一圈谈论革命。我们删去来自日本的电讯也出于同样原因，为的是给人们造成我们与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的印象。我们船上主要是这些爱激动的广东人，要是他们一旦为宁汉之事动起手来……好了，晚安。”　　　　
　　　　当回忆到这一情形时，斯特朗不免感慨地说：“船长就是用这种轻松而冷漠的美国效率对待中国船员和他们国家发生的革命，以保证他的邮船的行驶速度和那些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乘客的舒适。”　　　　
　　　　抵达上海后，斯特朗即刻开始了她的频繁采访。　　　　
　　　　她参加了一次妇女会议。她写道：　　　　
　　　　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引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斯特朗走在上海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大规模镇压的迹象。报纸上刊登消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中国军队在从汉口开来的英国轮船上逮捕了“共产党嫌疑犯”。被捕者中有武昌文华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他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曾和大学里的共产党有过矛盾，但此时也连同与他同船的五六个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逮捕。在有影响的朋友营救下，韦卓民被释放，而其他人则由民事法庭转到军事法庭，随后便失踪了。　　　　
　　　　斯特朗来到浦东，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那里，打听浦东工会的情况。这位干事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会活动，因为政府正在逮捕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开始筹建的工会，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革命军一来，工会“全都很快地冒了出来”。他们掌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夺走了警察和北洋军的武器。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描写“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的著作中，斯特朗记录了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所讲述的浦东工会在“四一二”前后的故事：　　　　
　　　　在上海，学生和工人一起攻占警察局，但在浦东只是工人，完全没有外面的学生。他们有十或二十支左轮枪，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但他们从受惊的士兵手里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工人把地方政府设在医院并宣布他们有权管辖浦东。上海委任了警察局长，但这里的工人拒绝承认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很强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太友好。所以，政府把他们缴械了，并就地杀了十到十五个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过七八个人，全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