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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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的斯特朗，似乎显得单纯幼稚，她居然想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些工人领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显然比她明智得多。他劝斯特朗：“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对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斯特朗来说，上海已不再适合她，也不利于她的职业。有人告诉她，要找工人领袖，就应该到汉口去。“幸存的人大都逃到汉口或者作为代表到那儿去了。”在美国时斯特朗就计划前往武汉，因为那里有她早年相识的老朋友鲍罗廷，他还仍然被视为大革命的神秘的中心人物。于是，她动身前往。她与鲍罗廷的特殊关系，注定要为本来已经色彩斑斓的舞台，再抹上生动的一笔。
上海在斯特朗身后消失。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夜，也跌落在历史后面。可是，1927年大革命的故事还在汉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斯特朗，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汇聚到那里，目睹轰轰烈烈却又不免寿命短暂的武汉政府在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点，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黯淡夜色中落幕了。
1927年第16节 潮起潮落（1）
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潮，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她说得不错。等斯特朗1927年4月在中国大革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果然成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一时间，军事实力雄厚的他，成了决定政治格局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直接感受中国大革命的还有美国记者瑞娜•；普若姆和她的丈夫威廉•；普若姆。
他们1926年来到北京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便选中了他们来负责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威廉和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同时，他们是西方人。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一度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正在北京的合众社记者迈尔斯•；沃恩，告诉瑞娜一个传言，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威廉。就在他们见面的那天早上，沃恩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犯人被绞死。沃恩向他们描述现场情形：这些人被迫跪在一根柱子前，双手被捆在后面，一个士兵用一根皮带捆住每个受刑者的喉咙，两头穿过柱子上的洞系在一个轮子上，这样做会使活结拉紧，“直到受刑者的眼睛凸出，脸色变紫”。
沃恩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向普若姆夫妇说明“活结怎样松开，犯人又活过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受刑者同意签署一个声明。沃恩特别痛苦地描述受刑者如何在活结松动时喘不过气，拼命把空气吸进肺里。他告诉普若姆夫妇，曾有一位犯人签署了一份声明，但随后还是被绞死。
瑞娜和威廉最终决定离开北京，逃离恐怖的威胁。他们再也没有可能见到李大钊了。在他们离开北京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冲进了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28日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后来一位共产党员转述过李大钊对瑞娜的评价：“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甚至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瑞娜和威廉先到广州，然后随北伐军进入武汉。瑞娜成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最欣赏的助手，她继续主编《人民论坛》，同时她担任鲍罗廷的新闻宣传秘书，负责接待所有前来武汉采访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采访，向他们提供新闻稿件。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姑娘米丽。
大革命在武汉上演着最后的悲壮。
2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前，约翰•；鲍威尔大概是最后一位来到这里采访吴佩孚的外国记者。这位上海最有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与吴佩孚共进早餐。
鲍威尔回忆说，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尽管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当时，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精神沮丧，情绪低沉。
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谈话。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不时还抽空看上一眼。这位被外国人称作“儒将”的著名军阀，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是忘不了摆出这副样子。鲍威尔问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着说：《吴越春秋》。他还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在鲍威尔面前翻阅《吴越春秋》是无意而为，还是另有含义，后人不得而知。也许面临失败的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仍将处在战乱之中。
吴佩孚战败之后的武汉，在1927年春夏之际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都已相继平息，只有在中国，大革命还在进行着。
武汉政府成了大革命的中心。一个个关注革命的记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目睹这里的盛况。
斯特朗又特地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她不愿意错过目击革命的机会，就像当初赶往俄国一样。在上海和南京，随时可以听到各色各样、有些甚至十分离奇的关于武汉政府和农民革命的传闻。斯特朗记录了这些传闻。
“裸体女人游行”是最惊人的传闻之一。传来的消息说，汉口妇女为了庆祝她们新得到的自由，组织了裸体游行，甚至连组织游行的细节都提到了，说有官员检查候选者，只接受那些身体合适的妇女去展示裸体。
一个据说几乎所有在华教会都不要的、说话没有人信的传教士，拿出一封所谓湖南来信的复写件，上面说什么“根据一项新法令，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姑娘，必须在一个月以内结婚，否则政府将给她们配上丈夫”。同这封信一起，还有一张画片，画的是国民军女宣传员穿的服装。斯特朗说，那是件非常短小的游泳衣，故意画得出奇地不正经。
斯特朗不相信这些传闻。她通过一些美国人的渠道，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私下传阅的武昌的革命告示：
——《十五军军部告武汉人民书》
——《第四军给武汉人民的告示》
——《第四军的纲领》
一个刚从汉口回来的德国记者，在斯特朗面前讲述了他对所看到的大革命的印象。他说：别在南京浪费时间了，南京是死水一潭，会被英国与上海的中国富商间的妥协扼死的。汉口将存在下去，起码那里的革命思想是生机勃勃的。如果这种思想被压垮了，它也会留存青史并再次振兴。
斯特朗受到鼓舞。她要去武汉，去这个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地方。
1927年第17节 潮起潮落（2）
3
汉口沿江大道。
斯特朗见到了宋庆龄，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广州她们就成了朋友。这一次宋庆龄邀请斯特朗和她一起住在俯瞰沿江大道的中央银行大楼顶层。
大楼入口处有两位身着整洁军装的国民党卫兵站岗。他们的臂章上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标记。
斯特朗写道：“在顶层楼梯后，面对我们的住房，还站着另一个不持枪的士兵。我一到，他总要敬礼，不是因为我是要人，而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拜访宋庆龄的都可能是要人。”
每天早上，她在窗口都能看见几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着搬运大量的铜钱。
她印象最深的是宋庆龄表现出来的勇气。“现在她年轻孀居，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距中央银行大楼不远，从外交部穿过马路有一幢石砌的大楼，这里楼下是瑞娜的《人民论坛》，楼上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房。斯特朗说，通向他的寓所的旁门前，经常停放着前来向他请教的政府官员的汽车，少则一二辆，多则五六辆。在他的各个房间里，不分昼夜随时都在开着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
斯特朗成了鲍罗廷的常客。
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一起呆在房子里。我刚说过，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当时我不十分理解他的话。
还有一次，斯特朗觉得武汉政府在与军方打交道时应该不让步。她对鲍罗廷说，只要文官坚持不屈，军方就不得不让步。鲍罗廷却笑了。他说：“你见过大蟒面前的兔子吗？浑身抖着，知道将要被吞食，它被吓呆了。武汉军队面前的文官们就是这样，凝视着军队在发抖。”
武汉的恐慌在5月到来。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他封锁了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瑞娜、斯特朗、米丽，这些与宋庆龄亲近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动荡的场面。
米丽写道：“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斯特朗终于又见到了冯玉祥。这次是在郑州，在武汉革命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峙的关口。此时，冯玉祥出兵于6月1日打败奉系军队占领了郑州。武汉政府急于取得他的支持。
斯特朗是和瑞娜一起，乘坐武汉政府的专列前往郑州的。斯特朗说她俩是车上仅有的外国记者。这趟专列，载着前去与冯玉祥会谈的武汉政府军政代表团。
在汉口站的站台上，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她俩带来了必需品：一支大手电，一把扇子，一只带几个杯子的装满了水的水壶，一袋买零碎东西用的铜钱。
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作为交通部长，负责安排这趟专列。他笑容可掬，身着普通西装，戴着悼念其父的黑臂章。
汪精卫的夫人身着淡紫色旗袍，她来车站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斯特朗看到，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搭乘这趟专列的还有一些将军：谭延、唐生智等。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
斯特朗又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会议就在我们周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有时是军事委员会议，有时是政治委员会议，而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样。我们时常被允许在聚集着所有知名人士的饭桌上就餐。冯玉祥以主人的身份坐正座，唐生智和谭延坐在他旁边，我们坐在孙科和徐谦之间，离冯玉祥不太远。在这种午餐上，我发现中国午餐的传统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缄口不谈正事，和别的将军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斯特朗事后才知道，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着。有一点双方都表示同意，他们决定，必须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的军政代表团也不例外。
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仅仅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隆重地开往郑州然后又隆重地返回汉口的专列，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个合作的泡影。
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流亡。在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之前，她在7月14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希恩说宋庆龄选择这一天有它的特殊含义。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她以此来表明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在7月18日瑞娜和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最后一期上，占了整个头版。但是，这期《人民论坛》根本没有与读者见面，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它。好在在这之前，瑞娜和威廉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并在第二天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全世界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降下了帷幕。
1927年第18节 潮起潮落（3）
宋庆龄继续走她的路。
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流亡政府前往莫斯科。瑞娜与她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然后穿越西伯利亚荒原。斯特朗和鲍罗廷同行，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希恩也从北京赶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随着时日的增多，她渐渐感到了失望。流亡政府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原来答应的大力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曾派往中国与孙中山会见过的苏联特使越飞自杀，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