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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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６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他现在全都蚣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复旧话。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对社会的攻击的文字中，他叹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指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请仔细体味这段话罢，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无用的悲愤之情，如此强烈，如此不掩饰，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现过的吧。他初到广州时固然说过，文学是最无用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但他这样说的主要情绪，还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激愤，那种文明人遇见野蛮人的悲哀，虽将文人贬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恒先生》中的话，优越感几乎全部消失，从字里行间一股股冒出来的，分明是另一层自觉多余的沮丧，一种深感无聊的冷气。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还是那个局外人的处境给他的馈赠。我在前面说过，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五四”时代，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那一群启蒙者，正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们自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大责任，这构成了他们的自信的基本理由。这也自然，既然是知识阶级充当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显得格外重要。鲁迅既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就同样有这份精神上的优越感，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经历，似乎又都证实着他的价值。新文学的创造自不用说，就是与章士钊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也从另一面证实了，他并非无足轻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他受到青年人那样热烈的欢迎，这就更容易使他确信，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那样谈及他的“地位”，他“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７就说明了他的自负。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对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从《新生》流产和“三·一八”惨案之类的事情中，他已经敏感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无价值，他在理智上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那样用力压制虚无感的“鬼气”，主要也就是要压制对自己无价值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总要全力稳住它。
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的种种体验，尤其是“四·五”事变后的时局的发展，却逼得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上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来是想发挥作用的，所以才那样召开紧急会议，力主管救被捕的学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个紧急会议等于白开；他迁出中山大学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广州更似乎将他遗忘，几乎没有人去招呼他。局势一天天变化，与他却毫无关系。那些人自己杀来杀去，你争我夺，犹如上大群鳄鱼在河中厮杀争抢，搅得浊浪滔天，血腥气弥漫两岸。整个社会则像一条破船，就看它们厮杀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躲得远一点，不被它们顺手掳卞河去，吞进腹中，就算是万幸了，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愿意听他的指引吗？可是，他对青年却不再相信，正派老实的青年自然有，他们的命运是作“醉虾”；别样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们多半会龇出利牙，跃入河中一也变成小鳄鱼！《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觉多余的沮丧和冷气：就正是从类似上面这样的思绪中，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来的吧。
鲁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９一个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会这样对人详述著作的销售情况的，越是深信读者对自己的崇拜，他有时候反而要挑剔这种崇拜。你看在北京时，鲁迅不赞成小学课本选收《狂人日记》，说是怕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对慕名来访的青年人说，倘若有谁“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１０就正以一种特别的自我挑剔的方式，显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广州这样向人报告读者如何喜欢他的书，“我实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会对自己的态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会的冷淡，一旦敏感到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社会对自己依然热情。遭受一点“落伍”的批评，都会如此动摇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局外人，就更会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间闷热的西屋内，他一面编《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写道：“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１１四个月之后他又说：“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上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１２这时候，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正开得鲜艳；就是编《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文集，从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对个人也应该是极富情趣的乐事。可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从笔底流泻出来的，竟是那样痛觉到生命的无用和无聊，饱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许广平当初读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也许她能够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鲁迅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无所谓呢？
他势必要在心底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后该怎么办？……”在他滞留广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迁进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绪大概都很难离开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自对人说过，他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连去几所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单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这琢磨的思路和轮廓，大致是怎样的了。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１３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１４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１５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１６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１７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１８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１９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