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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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人即使是极少数的，我们也应该耐心地给以帮助，使他们不再空喊，而认真地坐下来读书。并且对这三种人还要有所区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给以帮助。
三种人之中最难办的是懒病太深的人。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促使他痛下决心，勤学苦读。虽然不必采取什么“以锥刺股”那样的办法，但是，也要有相当的发愤之心，否则是一事无成的。而只要真的勤学苦读了，那末，有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唐代大诗人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不是全属无稽之谈。古人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多得很。例如，唐代鲍坚的《武陵记》一书，还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锦绣。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很明显，马融所以能够变成“绣囊”，并非真的因为他做梦吃了花儿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勤学苦读的缘故。
听了这个故事，如果不从勤学苦读方面去向马融学习，而光想做梦吃花儿，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可是，按照懒人的想法，却很可能不从勤学苦读上着眼。他也许会想到：这真妙啊！古时马融做梦吃了花儿，醒来就能通晓天下的文词；那末，现在能不能请一位科学家，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呢？如果能发明这样的方法就太好了。到那时候，打一针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然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决不会真有人做这样的想法。我们但能从中体会到老老实实的读书态度的重要性，便有极大的受用。
然而，是不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读书，又会被批评为读死书呢？决不会的。我们反对读死书主要是指那种目的不正确的而言，并非说：认真读书都是读死书。要是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许多人根本还没有读什么书，完全说不上什么读死书或者读活书的问题。
有的人老爱高谈阔论。什么事也没有做起，先要谈论个不休。大家都曾见到，有的成天在订计划，开书目，请人讲读书方法，在许多场合都很热心地泛论读书的重要性，如此这般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果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倒不如把耗费的这些宝贵时间，放在老老实实的认真读书上面，也许可以得益不浅。
至于那种坐不住的人，只要下决心坐下来，很快就能养成习惯。这种人的毛病最轻，最好治。
一句话，读书不要空喊，到处叫嚷毫无用处。你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知识，就赶快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书籍，如有可能再想法买到这些书籍，抓住一天半天的时间，老老实实地从头到尾地一字一句地耐心读下去，遇到自己有用的重要材料就用本子记下来。这样做，从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下手，兴趣很快也会培养起来，日积月累，就能读好多书，掌握好多知识。舍此以外，别无路子可走。
多学少评
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
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据说：“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耳后。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
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以，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子。
陆游写道：“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可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必须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多和少，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不应该把它绝对化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且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至于对错误的以反动的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已经超出我们所说的问题的范围，又当别论了。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总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发现自己有错误，就不要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明代陈继儒的《见闻录》说过一个故事：“徐文贞督学浙中，有秀才结题内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句出扬子云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教了。众情大服。”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有“颜苦孔之卓也”的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
“颜苦孔之卓”
前次的《夜话》曾经提到《扬子法言》中的一句话——“颜苦孔之卓也”。当时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对这句话做什么解释。后来有几位同志提出建议，要求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番必要的说明。我接受这个建议，今晚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扬子法言》开宗明义的《学行篇》中，有一段文字写道：
“或曰：使我纡朱杯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
这一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中也略有出入。比如，原先引用的这一句，在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上是“颜苦孔之卓之至也”；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之至”两个字，其实关系并不大。而在“颜苦孔之卓也”这一句的下面，我们看到宋代学者宋咸的注解是：“颜之所苦无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远耳。故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同时，吴秘的注解是：“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们读罢上下文，又看了这些注解，问题就非常清楚了。
很明显，看通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强调要好学不倦，去追求真理。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这个《学行篇》所以被列为《法言》的第一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部书的作者扬雄是我国汉代的著名学者之一。这位生长于四川成都的作家，不但擅长词赋文章，可以同司马相如媲美；而且博学深思，写成了《法言》、《太玄》等阐明哲理的著作。他写《太玄》是为了比拟《易经》的；写《法言》则是为了比拟《论语》的。扬雄在《法言》的卷首写道：“譔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我们现在看作者的语气，也不难知道，作者是多么努力以儒家的所谓圣人——孔子，和他的语录——《论语》为榜样的了。
扬雄自命生平的学问和主张，都是以儒家的孔子学说为根据的，尽管他实际上还掺杂了老子和庄子等的思想成分在内。我们按照上面引述的文字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扬雄是以颜回学习孔子的态度，作为一切学者的模范。虽然，他也说到孔子学习周公等其他例子，但是，最突出的还是说颜回学习孔子的这个例子。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学者要以理想的圣人，如周公、孔子这样的人，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
他在文章中反复说明，颜回以他自己能够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他认为，颜回的这种快乐，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是任何外在豪华的物质享受的快乐所不能比的。颜回如果不能学得象孔子那样，即便得了天下，也不会感到什么快乐；而使颜回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孔子太卓越、太高尚了，简直学不来。因此说，颜苦孔之卓也。如果把语气更加强调一下，那末，他的意思也可以说，孔子是高尚至极了，卓越至极了，无论如何学不到，所以说，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然而，又应该看到，这种惟恐学不到的苦恼心情，实际上也正是学习的人的乐趣之所在。
大家知道，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个颜回出身于贫穷的人家，但是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扬雄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颜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来的儒者都以颜回和孔子的故事，作为教育后人的材料，作为考试论文的题目。特别是明代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科举，此后的八股文章的题目，就离不开所谓圣人之言了。然而，明代的八股文题目比清代出题的范围还要宽阔得多，所以前次《夜话》中提到的那位督学徐文贞，居然把应试的秀才引用《扬子法言》的文句，批评为杜撰，这就成为笑话了。
我们现在对于扬雄的《法言》等著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加以研究。对于他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够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益处了。
不求甚解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不吃羊肉吃菜羹
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