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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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所谓“人穷志短”这句话，是从佛教的故事中传出来的。查宋代的著名僧人慧明，在《五灯会元》这部书中写道：
“或问法演：祖意教意，是同是别？演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可见这句话最初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法演和尚用了这个比喻，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佛祖的具体解释的相互关系，就好象人穷则志短、马瘦则毛长一样。这些比喻当然未必都很确切。至于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虽然也用了“人穷令志短”的句子，这却完全不足以证明陈师道的真实思想。
谁都知道，陈师道本人是很有骨气的。他从小就表现了坚苦顽强的精神，勤奋力学，后来因为不满于王安石的经学理论，坚决不肯应试。苏东坡推荐他为徐州教授，后来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宋史》写他“高介有节，安贫乐道”，年纪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呢？原来他平日非常贫苦，冬天没有棉衣。有一次参加郊外祭祀，刚好是冬天。他的老婆给他借了一件棉衣。他知道棉衣是从一个姓赵的家里借来的，而他又很讨厌那姓赵的，就坚决不肯穿，终至受冻而死。
我们虽然不能认为，凡是贫穷的人，就一切都好；但是，贫穷的人如果是勤劳的、正派的，而且是有骨气的，那末，这些好样的就值得我们学习。
“放下即实地”
这几天整理旧书，偶然又拿出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翻阅其中有一则写道：
“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揗，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揗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蚤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
看了这个小故事，觉得很有启发。有的人自己虽然不是瞎子，但是平常遇到某些事情，实际上却很象这个故事中的瞎子所表现的。这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心中无数，所以遇事没有把握，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底，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遇事完全可以不必害怕，不要象这个故事中的瞎子那样，生怕坠入深渊，拚命抓住桥揗，不肯放手；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要知道“放下即实地”，又有什么可怕呢？
当然，这个故事的背景和含义也不简单。它大概是编书人根据一些流行的故事，结合了自己的切身经验写出的。因为刘元卿自己在明朝隆庆年间，参加“会试”的时候，“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有了这一段遭遇，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的官吏们太胆小了。所以，他的思想倾向于大胆放手做事的一面，而不赞成畏首畏尾的态度。
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那末，无论胆大也好，胆小也好，也无论放手或者不放手，同样都只能是盲目的。假使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地提倡大胆放手，其结果可能比盲目地不放手要坏。换句话说，任何盲目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由此看来，那个瞎子既然不知道桥下没有水，而失手下坠的时候刚好又抓住了桥揗，那末，起初他紧紧地抓着桥揗，不肯放手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于后来过路的人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这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还是照旧抓住桥揗不肯撒手，这就太不聪明了。结果他的手一定疲累不堪，终于抓不住桥揗，而失手下坠了。如果桥下真有万丈深渊，他就一定要摔死。幸亏桥下的确是干涸的实地，使他失手之后，立刻脚踏实地，毫无危险。这里又证明了一个道理：人必须经过亲身的实际体验，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从这一点说来，故事的含义就更深刻了。
但是，我现在还觉得对这个故事的含义，作这样的理解仍然是不够的。有时办一件事情的时候，由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总觉得自己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甚至周围的群众也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反映了苦干正确的情况，只是自己因为心中无数，也无法判断这些意见和情况的正确与否。反而觉得人们议论纷纷，真相不明，不得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情况，暂时都搁在一边，等待以后的事实去做证明。到了事实完全弄清楚的时候，有些问题又事过景迁了，心里感到十分懊恼。这正如那个瞎子说的，早知道放下即实地，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与此相反，也有一种情形使自己吃了大亏，好比失手下坠，桥下虽非深渊，却也不是干河，以致自己浑身受伤。经过这一次吃亏，后来就胆小得厉害，即便走在非常平坦的路上，每走一步也害怕跌倒。现在想起来，这样也很糟糕，必须克服这种不正常的情绪。
在这里，我又连想到《荀子》的《修身篇》中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可不是吗？农民怎么可以因为怕水旱灾害就不种地了呢？商人怎么可以因为怕赔钱就不做买卖了呢？
我们对于任何崎岖艰险的道路，都要有胆量走过去，因为我们做着空前伟大的事业。我们是革命者，难道我们害怕危险就不革命了吗？我们在工作中，只要了解实际情况，即便偶然失坠，也不会心慌，因为自己完全知道“放下即实地”啊！
“推事”种种
古代审判案件的官员叫做“推事”，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员。我们人民的法院现在已经没有“推事”了。这是正确的。因为顾名思义，推事当然不如不推事的好。所以，我们不但不需要“推事”这个职务名称，而且还要扫除“推事”的一切遗风余毒。
“推事”在古代，远不只是寻常的小官职，而是很高的官职。比如宋代的封建政府，设有最高的法院，叫做“大理寺”。所有重大的案件都必须交由“大理寺”审判。在“大理寺”中直接审判各种案件的大官，便是“左推事”和“右推事”。可见这个官职在过去多么重要了。
一直到解放以前，以旧中国，推事居然成了一个制度，名目繁多，有什么监督推事、代理推事、署理推事、受命推事、受托推事、首席推事、陪席推事、独任推事、合议推事、学习推事、候补推事等等。光从推事的这许多名目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制度庞大、臃肿、腐败、落后到何等惊人的地步。
本来，推事之“推”包含有推求、推举、推进的意思。但是，它同时又包含有推却、推让、推托、推移的意思。而且，通常这个字更多地被使用在后一类的意义上。因此，一提到推事，人们就会以为是把事情推出去不管。这样，推事越多，事情就越发没有人管，彼此左推右推，谁也不肯负责，岂不糟糕！
特别是在社会分工方面，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那末，推事的人就一定会多起来。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真个是左推事，右推事，力图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这类事例，实在多得很。大家比较熟悉的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有一段记载，十足地证明了古时推事遗风的为害。请看这一段文字吧！
“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
不看这段文字的，还不了解古代的人意然有这样严格的分工观念！受箭伤的明明属于外科的范围，而这位外科医生只把箭杆切掉，就算完事；至于箭头深入皮肉之内，则属于内科的范围，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了。这虽然是笑话，但是，说这个笑话的人却表现了一种严肃的批评精神。
显然，这种推事之风，在私有财产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大概是不可能完全绝迹的，正如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坏习惯的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除干净一样。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个人主义到处都有滋生的可能。推事之风也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一切非自己所愿意的，一律不管，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中心思想。甚至于遇到危险，有的人会象鸵鸟一样，只要把头藏起来就觉得很安稳了，即便身子露在外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变态吗？
这里应该提到江盈科说的另外一个故事，可算得是这种思想的又一表现。他说：
“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痛不可忍。谓家人曰：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邻家尺许。家人曰：此何意？答曰：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
用推事的观点看来，这位脚上长疮的人，把脚伸到邻家，当然他的脚痛也就被推出去了，于是，他自己在精神上无疑地可以得到了安慰。然而，这样自欺欺人的把戏又有谁相信呢？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大胆负责的精神，在我们看来，推事之风决不可长。如果在什么地方发现有这种遗风余毒，就一定要把它扫除干净。
涵养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古来的骗子真不少，他们设下了许多骗局，叫别人上当；而受骗的人大概都有种种弱点，给了骗子以可乘之隙，否则他们纵然有布置周密的大骗局，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此，研究一下历来著名的骗局，分析骗子施展的各种伎俩和受骗的人所以会上当的原因，我想这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吧。
但是，骗子的故事在历代的笔记中连篇累牍，随手可得，从何谈起呢？我想找一部比较正经的有价值的笔记来看看。于是我选了《唐国史补》。这部书的作者李肇是九世纪初期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参与了李唐封建政府的机密大事。他写的这一部书从来被人认为是唐宋小说笔记中最严正的，对于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有可靠的事实做根据。从这部书上，我发现了黄金和宝剑的骗局，很有意思。
故事发生在唐代的伊阙，即今之河南洛阳龙门附近，有一家姓薛的，祖上做过大官，是个富翁。忽然来了一个道士到他家里要喝一杯茶，说是走路口渴了，谈吐之间流露出一种高雅脱俗的风度，姓薛的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道士看到谈话十分投机，就顺口问道：
“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道士还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芨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甸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明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