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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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以适当的地位。

米氏三园

好几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后，颇感兴趣。有的很热心查访米氏故居和各种遗迹，有的还寄来了有关的文物拓本，并且提出若干问题，要求解答。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再写这篇短文。
米万钟在北京历代人物志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个问题虽然不必急于求出答案，但是，他在明代期对魏忠贤等宦官坚持斗争、维护正义的精神，毕竟是值得称道的。正是由于这么一点关系，所以人们对于米万钟一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某种感情，很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米家的历史资料。
有的来信开列了米家的几个人名，问他们与米万钟的关系。其中还有一张明代万历年间米万春题诗的石刻拓片，来信的朋友以为它就是米万钟写的，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米万钟的父亲米玉，字昆泉，有三个儿子：长子米万春是隆庆五年的武进士，当过通州参将；次子便是米万钟，字仲诏，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与他的哥哥恰算得一文一武；三子米万方，是锦衣卫的一名武官。米万钟的儿子米寿都，孙子米汉雯、米汉倬。他们在宛平有三个故居，就是三处园林，分别命名为漫园、湛园、勺园，遗迹至今尚存。
据清初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引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称：“漫园在德胜门积水潭之东，米仲诏先生所构，有阁三层。先生尝为湛园、勺园，及此而三。”漫园的地点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至于湛园呢？《燕都游览志》载：“先生自叙曰：岁丁酉，居长安之苑西，为苑曰湛。”又说：“湛园即米仲诏先生宅之左。”这里所说的米宅就在现时西郊的海淀，而勺园也就在海淀米宅的范围之内。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写道：“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新筑也。取海淀一勺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中有市景日色空天，曰太乙叶，曰松坨，曰翠葆榭，曰林于澨，种种会心，品题不尽。都人士啧啧称米家园，从而游者趾相错。仲诏复念园在郊关，不便日涉，因绘园景为镫，丘壑亭台，纤悉具备。都人士又诧为奇，啧啧称米家镫。”
看来勺园在米氏三处园林中，居于主要地位，米家长期都住在这里，这是无疑的了。而在米氏的三处园林之中，勺园的材料也比较多，比较完全，应该首先把它弄清楚。
现在我们还可以找见从前燕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勺园图录考》，上面有米万钟画的《勺园修禊图》。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米万钟山水画的精美艺术，而且可以看出当年勺园的全貌。据这部图录所记，勺园故址就在现时北京大学的燕南园以西。那里有一座土坡，即米氏坟墓，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曾在这里挖出了《昆泉米公暨配安人冯氏墓志铭》。这是研究米氏历史的重要文物，值得加以重视和保护。
看了这一部图录，我们还知道，前燕大图书馆，即现在北大图书馆，收藏有米万钟“绢本画石长卷。每石后辄有题赞。署名莲花中人、漫园漫士、宛香居士、烟波钓叟、海淀渔长。最后跋云：‘天启丁卯夏日，避暑奕园，予见怪石屏列，各令名，写貌，并赞。石隐米万钟。’所加图章则有多藏古书画、古今怪言知己、燕秦一畸人、研山山长、北地米万钟仲诏之印等。”如果我们能够把米万钟遗留的一些作品，都收集起来，选印一部分，供大家欣赏和参考，岂不甚好！
还有更多的米氏遗物分散各处的，也无妨做一个调查。如颐和园的乐寿堂前院，摆着的那一块“青芝岫”大石头，原先是米万钟从房山找到的。他曾写过一篇《大石记》，叙述这件事情。到了清代，乾隆把它移置乐寿堂，并且写了《青芝岫诗》，大加赞赏。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材料还有不少，都应该逐渐征集。
关心北京历史文物的朋友们，只要遇有机会，进一步对米氏的三处园林分别访问，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可以补充北京地方史料的不足。我等待着朋友们的好消息。

昆仑山人

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羁的文人，自称为昆仑山人。据清代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载，此人“姓张名诗，北平人，初学举子业于吕柟，继学诗文于何景明，声名籍籍。”我们从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张诗的成名大概与老师大有关系。他的第一个老师吕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著名学者，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据《明史》列传载：“吕柟字仲木，……字者称泾野先生。刘瑾以柟同乡，俗致之，谢不往。……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陈。……上怒，下诏狱，读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年六十四辛，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
在这样有骨气的一位大字者门下就学，张诗的气节和学问的确都有很好的师承。
虽然早年学的是“举子之业”，但是张诗却已经养成了不甘屈服的顽强斗争的性格。照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的记载看来，张诗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曾显露出一种倔强的反抗精神。当时有一个故事说：“顺天府试士，士当自负儿入试。诗使其家僮代之，试官不许，拂衣出。”
这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似乎张诗对待劳动的态度很有问题。为什么自己抬一个书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这不是鄙视劳动吗？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加以分析，那末，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地责怪张诗，反而应该承认这是他对封建考试制度表示强烈反抗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叫何景明。这个人是张诗的第二个老师。《明史》列传载：“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
张诗对于这位老师尤其钦佩，当何景明卧病时，张诗亲往视疾，在病榻旁侍候七个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张诗才回到北京。
由于他前后受到吕柟、何景明的深刻影响，所以张诗的一生完全无意于功名，而以诗、古文的创作自许。当时的人们称赞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骄，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这大概是有相当根据的吧！
张承泽描写张诗的生活状况是：“所居一亩之宅，择隙地种竹。每遇风雨萧，披襟流盼，相对欣然。命酌就醉；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他所作的文章，“雄奇变怪，览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张诗的诗文集，不能详细介绍他的创作风格上的特点。但是，我们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经可以想见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风格的。
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我们还可以碰见张诗的墨迹，他的草书奔放不羁，为明代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正如《畿辅人物志》和《畿铺人物考》两书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绍的：“其字书放劲，得旭颠、素师遗意。人谓悬之可以驱鬼。”可见张诗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
当然，说他写的字能驱鬼，完全是神话，不过把张诗的字与旭颠、素师相比，却也有道理。所谓旭颠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爱饮酒，善草书，每每大醉狂呼，走笔疾书。人们叫他为张颠，又称为草对。所谓素师便是唐代的和尚怀素，他本来姓钱，字藏真。也爱饮酒，也善于草书。把这两人来比张诗，未免过分夸扬，但是这也可以证明张诗的草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了。
关于昆仑山人张诗的生平史料了，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够尽量介绍出来。

保护文物

谁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现在几乎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可以遇见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
对于各种文物古迹，我们的人民政府一贯都很重视，并且积极地加以保护。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一百八十处。其中，在我们北京范围内的有十八处，占十分之一。至于各省市自己规定的地方文物单位，当然还要多得多了。
最近有几位同志谈起北京郊区大房山的古迹，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区，它的历史价值仅次于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里，集中了隋、唐、辽、金几个朝代的石经和其他遗物。只因它远离北京城区，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这里的名胜古迹十分优美。例如，在上房山，有一座钟乳石的瀜洞，名叫“云水洞”。它是地质构造中典型的“喀斯特”现象。许多人认为它比广西桂林的“七星岩”决不逊色。然而，有人宁愿跋涉千里去七星岩游览，却不知道在自己城市附近就有象云水涧这样的去处，这岂不是怪事吗？
如果打开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人们就可以看到关于云水洞的一段描写：“秉炬帚杖，队而进洞。洞门高丈，入数十丈。……过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闻响，如人间水声。炬之，水也。”声潭底，不知其归。又入，有黄龙、白龙盘水畔，爪怒张。导者曰：乳石也。焠炬其上，杖之而石声。乃前，扬炬，望钟楼、鼓楼，栏栋檐脊然。各取石左右击，各得钟声、鼓声、磬声、木鱼声。……”本来下面还有许多文字，是描写云水洞中由钟乳石形成的石塔、雪山等各种奇妙景致的，我想不必抄录全文了。同时，这部书上关于石经山等处许多名胜古迹的介绍，大家如能详细一读，也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明代还有几个著名的学者，都曾到过房山，写了文章，如徐文长的《上房山房》、袁宏道的《游小西天记》、曹学佺的《游房山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里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色。
清代以后的文字记载更多，用不着一一介绍了。
可惜的是，上房山的道路没有修理，云水洞等处更加处外失修了。这些地方现在所以不如七星岩等处知名，恐怕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只要稍加修整，这几处都不难很快地繁荣起来。
特别应该提到保存在“小西天”的石经，从公元六世纪隋代僧人静琬开始募款雕刻，一直到明代末年，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都刻成了碑板。据说小西天九个岩洞中封藏的石经碑板，大小共四千一百九十二块。另外，从云居寺压经塔旧址中，挖掘出来的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碑板，编号共达一万零八十二块。但是，这许多碑板经过几次损失，残缺的部分已经无法弥补了。
解放以后，在我们人民政府的大力保护与支持之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六年重新整理拓印，共得大小经板一万四千多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批文物。正确地利用这一批材料，不但可以校正历代印行的佛经，对于佛教典籍的研究大有益处；而且还可以借此研究隋、唐以来的书法变化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个山上值得保护的文物，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对于唐代以前开凿的雷音洞，还必须特别注意加以保护。这个洞又叫做千佛洞。它是就天然的崖石凿成的方洞。在周围洞壁上嵌了石经碑板一百四十五块，洞内有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每根柱上都有各种形态的浮雕佛像。前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七十二尊，后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五十六尊。洞的中间又有一尊唐代雕塑的石佛。尽管有许多已经被文物的破坏者敲打得残缺不全了，但是看了这些雕刻，不能不令人钦佩古代匠人的艺术天才！
多少年来，这里所有的珍贵文物，不知遭受了帝国主义强盗、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奸商等等的多少催残和破坏。如今剩下的这些，更加值得我们予以保护。希望首都各方面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都来认真执行行国务院的规定，进一步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吧！

古代的漫画

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有的人认为以讽刺为目的的漫画只是近代才有的，而且是从西洋传入中国；至于中国古代的画家，则根本不知漫画为何物，便没有什么漫画作品之可言。这种议论当然大有商榷余地。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漫画呢？回答不但是完全肯定的，并且还应该承认中国的漫画有它自己的传统特色。
《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这就是说，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山东嘉祥县的汉武梁词的石刻画像便是一个例证。从这些石刻画像中，人们不是可以看到“桀纣之像”了吗？那些骑在奴隶身上的奴隶主的残暴形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有力地揭露了古代奴隶制度的黑暗啊！
但是，一般地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可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种例子到了清代，可以举出的就更多。其中有的象清初的八大山人，常常是嘻笑怒骂皆成图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八大山人出身于明代的宗室，对于清代的统治极端不满，因此在他的笔下所刻划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变态、畸形的，借此以发泄他内心的愤懑。虽然，由于他站在明代宗室的特殊地位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致于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这是过火的；然而，八大山人的强烈讽刺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
还有，龚半千是清代画派中所谓金陵八家之首，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可以算做漫画的。比如，他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上贫富极大悬殊的现象，画了一幅财神图，画面表现了一个穿红袍的财神，脚踏着两个元宝走路。从这幅画上，人们一望而知，作者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为富不仁者流，寸步不离钱财，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穷朋友们鸣不平，因为他们贫无立锥之地，简直寸步难行。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
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本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在这里举出他来做扬州八怪的代表倒也适当。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罗两峰画的《鬼趣图》不少，而且每一个图都包含了好几个段落，各个段落的画面，或相莲，或不相连。随便打开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