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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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
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
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
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末，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
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
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
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和劳动者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迫。
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劳动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那时候的煤窑还是用非常落后的原始采掘方法开采的，窑主们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窑工们也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煤矿工人那样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煤窑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鲜事物，那些窑主们毕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些窑工们也毕竟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封建统治下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时轰动北京的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历史应该承认，万历年间西山窑民进城游行，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斗争事件，当时的窑民队伍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队伍。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王大京等是什么样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关单位和专家能够进行一些调查，让他们的事迹更详细地载入史册。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三分诗七分读
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
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载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
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
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有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
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象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那末，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象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是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杨大眼的耳读法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