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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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两峰画的《鬼趣图》不少，而且每一个图都包含了好几个段落，各个段落的画面，或相莲，或不相连。随便打开一卷《鬼趣图》就可以看见许多令人发笑的漫画。例如，他画了两个大头鬼。一个不但大脑袋，还加上大手大脚，头发直竖，每走一步都比跑步还吃力；另一个头重脚轻，两腮特大，看来食欲很强烈，可是他的身子却太小，行动更困难，只能徒唤奈何。作者题诗道：
“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扇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当年却是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
看了作者的题诗，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由此可见，漫画决不只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都从西洋传来的。我国古代也有漫画，它具有与西洋的漫画颇不相同的特点，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漫画传统。希望我们的漫画家和研究画史的人，更多注意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漫画的传统，使它能够在今天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的人民的漫画艺术创作而发挥它的作用。
书画同源的一例
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俯，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俯的一幅画卷，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其中有这个说法。其实在元代以前，早有这种议论，不过到元明以后才盛行此说。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显然与西洋各民族的文字没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却有很相同之处，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在用笔的方法上，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要列出举书画同源的例子，我们可以写成许多文章，还未必能够包括无遗。我生平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苏东坡，另一个是明代的黄梨洲。东坡的例子将来有机会要详细谈论，现在只把黄梨洲的例子拿来谈谈。
人们都知道，黄梨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有许多人还读过他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但是，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黄梨洲还会画画。实际上，这证明有许多人对于这位大学者的才能，还是估计不足的。他怎么不会画画呢？他有广博的学问，著作很多，当然能写一手好字，懂得用笔、用墨的许多方法。当他见到客观的某些事物，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兴之所至，用笔墨把它们的形象勾划下来，这不就是一幅画吗？这比他写诗、写文章有时更不困难，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偶尔做这种笔墨的游戏呢？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看到黄梨洲的一幅画。那是他在清代康熙年间为老友祝寿而作的。画面上有大块的太湖石，周围有翠竹数丛，构成了这幅画的前景。在竹石的背后，耸立着苍松古柏，两株巨干、交错而上，构成了全画的主体。画的右上角空白处有“岁寒坚贞”四大字，另一行小字写道：“甲子寅春，吴中佩老兄丈年八窔矣，为作此图，以晋大齐之颂，兼致数月来惜别之怀。”下款书：“弟黄宗羲。”字迹一看就是黄宗羲亲笔所写。款字下边打着一颗他常用的方形朱文大印，与一般书画家印章的形式迥然不同。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著作家，平素不画画，偶然画成一幅，仍不脱著作家的面目。这从他的用笔方法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幅画面上，黄梨洲完全以写字的笔法作画。他勾勒树干、树皮、石头的轮廊等几乎都用草书飞白的笔法，画竹枝、松针和小草等则兼用篆书和行楷的笔法，有一些皴法和渲染之处稍稍变换着使用干笔和湿笔，而就整幅画用来说，用墨大部分是半干半湿的，表现出特别和谐的色调，首尾贯通一气。所谓书画同源的道理，从这幅画面上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还不应该仅仅从作者使用笔墨的方法上去理解书画同源的道理。如果光是这样看问题，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学术修养方面，去认识作者在从事创作的时候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
那末，要进一步认识黄梨洲的这一幅画，我们就不能不了解黄梨洲的生平。黄梨洲是余姚人，名宗羲，字太冲，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一六一○年。他的父亲是明代有名的学者黄尊素。尊素字真长，万历进士，天启年间当了御史，得罪了宦官魏忠贤那一伙人，被逮捕拷打致死。与黄尊素同时死难的还有杨涟、左光斗等十几个人。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是魏忠贤的走狗许显纯。黄梨洲为了替他的父亲和同时死难的人们报仇，上书控诉魏忠贤阉党的罪状，并且自己在身上暗藏了一把长锥，要去刺杀许显纯。当时正好明代崇祯皇帝登极，将魏忠贤和许显纯等处死，对黄梨颇洲颇加赞扬，称之为“忠义孤儿”，并且让他回家奉养老母，努力治学，继续与阉党作斗争。不久清兵入关，明鲁王以黄梨洲为左佥都御史。他跟随鲁王失败以后，又回到故乡余姚，致力于著作。康熙年间有人荐他参修明史、举博学鸿词，他都拒绝了。到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九五年，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这幅画作于甲子，推算起来，恰恰是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六八四年。当时黄梨洲七十四岁，正是他努力著作的年代。以他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怀抱，画出“岁寒坚贞”的画面，乃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和它的作者在性格上，简直完全融化在一起了。所谓书画同源应该以此为典型，因为这无论从艺术形式或者思想内容方面，都是真正同一的东西。
替《宝岛游记》更正
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这时候，影片解说员发出了宏亮的声音，说明这是宋朝苏东坡写。
这是可靠的吗？影片的编制人员是否确有根据做这个说明呢？我对这个说明表示怀疑。因为一眼望去，银幕上出现的“天涯”二字，完全不象苏东坡的字体。这两个字多么软弱无力啊！苏东坡的浑厚、浓郁、苍老、拙劲的笔墨特点，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不敢说对苏东坡有多少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同某些专家比较起来，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借以说明对于历史材料的调查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
据《宋史》《苏轼传》所载，苏东坡是在宋代哲宗绍圣四年五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一年是公元一○九八年，东坡六十二岁。按《东坡先生年谱》记载，“东坡先生谪居儋耳，OE*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过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宋史》本传还描写了东坡到儋州以后的情形说：“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居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头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当时筑屋三间，名为桄榔庵，东坡自己写了一篇铭文，其中说道：“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当时他在《寄程儒书》中也说：“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说：“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这个地点，就在现今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那大镇附近。在东坡当年筑屋的旧址上，人们还可以看到清代所建的“东坡书院。”
从那时候起，苏东坡在儋耳住了四个年头，到他六十五岁的时候，才奉命移廉州，渡海北还，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前后在儋耳的四年间，东坡一直没有离开儋耳。这只要查阅一下东坡的年谱就能够知道。
年谱记载苏东坡六十二岁到儋耳的情形，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年，据年谱载：“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游天庆观。……是年，吴子野来访先生，而先生以诗赠之，其序云：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宿于西堂；今岁索居儋耳。”第三年，“先生六十四岁，在儋州。……上元夜，老书生数人相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第四年，“先生六十五岁，在儋州。……五月大赦，……有诏徒廉州，向西而解。六月过琼州，作惠通泉记。遂渡海。”
这就证明，苏东坡在贬谪到儋耳以后，并没有离开儋耳到别处去活动的记录。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被谪到哪里，就只能在哪里，未经“有司”准许，是不敢随便乱跑的。因此，如果东坡从儋耳要到海岛的最南部去，当时必有记载，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而且，海南岛最南部是属于古崖州地区，苏东坡的谪所则在儋州，相去还有六百多里。在《儋州志》中充满了关于苏东坡的活动记录及其诗文；而在《崖州志》中却找不到苏东坡的事迹和作品。这也可以证明苏东坡没有到过崖州，因此，崖州海滨石刻“天涯”等字迹，显然是后人所书，决不是苏东坡写的。
更重要的是，在清代重修的《崖州志》卷二舆地中有一条记载：“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碁布，潮长即不能往来，为州治东路第二重关隘，有汛驻防。麓有巨石，高二丈，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刻天涯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涯。”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说明，“天涯”二大字是清代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写的。那末，影片《宝岛游记》的说明当然是错误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今后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务必要把具体的情节反复查考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尤其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不可靠的材料乱作宣传。
水上菜园
你看见过浮在水面上的菜园吗？我想可能有一些人肯定地没有看见过，甚至不会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然而，这不但是事实，并且是合乎科学的，值得我们加以提倡和试验。
唐代有一部书，名为《玉堂闲话》，作者无名氏。书上有一段记载，是关于水上菜园的，它写道：
“广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见在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诘之则云：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某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咨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
看起来，远在唐代，这种水上菜园在广东沿海地区就相当流行了，其他地区是否当时也有，虽然这部书上没有一一交代，但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却有类似水上菜园的形式出现。
这种水上菜园的数量颇为不少，所以仅仅番禺县就“常有俚人牒诉……失蔬圃”。既然说是“常有”，显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里所举的不过是提出控诉的一部分例子，至于没有提出控诉的当然还有。那末，我们不难推想得到，其他种植水上菜园而没有失盗的，无疑地就有更多了。
如何形成这样的水上菜园呢？番禺县的这个例子表明，这种水上菜园是由水中荇藻之属堆积而成，形如浮筏，厚度约有三五尺以上，可以种植蔬菜。明代徐光启的《农书》等也曾描写这种浮筏式的菜园，当时叫做“葑田”。这种菜园是“以铁索系于水边”，所以不容易被水漂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上菜园出现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地区，农民们十分重视园艺的经营。种菜园的人们，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出好几倍，生活水平自然也高得多了。但是，在这些地区，耕地面积却相对地少于他处，因此，人们不能不想出千方百计，力求增加耕地面积，特别是要增加蔬菜种植的面积。恰好在南方各地，江河、湖泊、沼泽以及沿海一带，水面较大，人们就想出了一些办法，与水争地。过去有许多圩田、围田等，便是人们与水争地的最常用的方法。而水上菜园则是另一种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比圩田、围田远为高明。
凭什么能够判断水上菜园比圩田、围田的方法更好呢？这就因为水上菜园实际上并不占地，也就是不缩小实际的水面。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无论水深水浅，都紧紧地依靠水面而又不与水争地。当着那些圩田和围田把水面挤得很小，以致洪水暴涨，又把圩田和围田冲垮的时候，水上菜园却随涨随落，升降自如。
由此可见，水上菜园确实是南方园艺经营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再一次介绍出来，并且在北方做一点新的试验。
在北方，大部地区虽然人口不如南方的稠密，因而耕地的使用要比南方的粗放。可是，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蔬菜供应，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正在日益扩大，而蔬菜的种植需要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在北方却比较少。加上近些年来大兴水利，不少原先很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水库，这在一方面固然使耕地面积相对减少了，而在另一方面则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利用这许多新修的水库，不但可以充分地灌溉原先干旱的土地，大量地改造旱地，成为水田，在水库周围的山上，便于造林，种植果树，发展牧畜业，并且在水库中还可以繁殖鱼类及其他水产。如果再把许多水库中的水面尽量地利用起来，造成水上菜园，那末，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实际上就可以大为增加。
要兴建水上菜园，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无论利用什么材料都可以编成浮筏，面积大小也可以随着实际需要而伸缩。要把浮筏拴在岸边，不使它漂走。在浮筏上面可以堆积各种杂草、野藤，和以泥土。如果在海边的水面上，由于海水是咸性的，就必须使用酸性的基肥。上面种植什么蔬菜，要根据土质、气候等条件而不同。这样的水上菜园，即便布满在水库四周的水面上，也丝毫不会妨害水下鱼类的正常活动，反而对于养鱼有益。
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希望研究园艺学和其他有关的专家，考虑这个问题，设法进行一些小型的试验，看看结果如何。
金龟子身上有黄金
早于一九三四年，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做了一种很特别的科学试验。他采集了一大批金龟子，把它们烧成灰，又把金龟子的灰拿去冶炼，结果从一公斤的金龟子灰中，居然能够提炼出二十五毫克的黄金。这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发现。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金龟子身上怎么会有黄金呢？其实，任何生物的机体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各种金元素。因为任何机体都必须由一定的物质组成，而任何物质总离不开一定的元素，所以从生物的机体中能够找到若干金属元素，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并不奇怪。
这个道理虽然被人类发现的历史还不太久；但是，这种现象却早已被人类发现了。就以金电子来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曾经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发现了它们的机体结构的金属特点。
远在唐代，有一位专门研究风土物产的学者，名叫段公路，在他所著的《北户录》中，关于金龟子就有一段记载。他说：“金龟，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于榆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