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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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
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象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
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的细微末节之间，有识者不可不察！
生活和幽默
许多外国朋友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比较富于幽默感；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一本正经的，不喜欢幽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姑且不必管它。但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却不是事实。问题还在于对幽默的理解，我们和外国的一些朋友未必相同。
幽默这个词汇，本来是照拉丁文的读音，直译为汉语的。我国古来不说幽默，只有滑稽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打开《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首先就能看到司马贞的《索隐》，他解释滑稽的含义是“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
显然所谓滑稽，在我国古文中的含义，比幽默的含义要宽广得多。它不象我们现在区分得这么清楚。我们现在随着中外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已经可以区分幽默、讽刺和滑稽的不同含义了。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所谓幽默，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生活中的矛盾和缺陷，引起了一种同情的苦笑，有时也会变成讥笑，但是，它并不等于讽刺。因为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它所采取的只能是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至于现在人们公认为滑稽的含义，显然与幽默和讽刺都不大一样。现在人们所说的滑稽，主要是指那种夸张的打浑，甚至于是粗野的逗趣。这同我国古书上所说的滑稽的含义，广狭大有区别。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古人是把滑稽当做一个大概念，它既包括了幽默，也包括了讽刺。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的淳于髡“滑稽多辩”，但是传中所举的例子都属于幽默和讽谏，并非我们现时的滑稽所可比。同样，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也都不是用滑稽的形式，而是用幽默和讽谏的形式，揭发和纠正了当时的错误。虽然，汉朝的东方朔有一些表现近于滑稽，但是，他的主要事例仍然属于幽默和讽谏。
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已有幽默的传统。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那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幽默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发扬出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接触中，自然会觉得幽默感比较少，甚至于有许多人过分板起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善意地提出，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要有一点幽默，这大概不至于会遇到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是很强的。我们有许多工人和农民都具有爽朗而诙谐的性格，同他们在一起往往能听到许多幽默的谈笑。留心采风的人，多多注意收集这类谈笑的资料，就能更多地了解民情。古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代郑文宝，在《江表志》中叙述了一个故事。他说：“申渐高尝因曲宴，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云：雨怕抽税，不敢入城。异日市征之令咸有减除。”在封建时代，苛捐杂税多得很，申渐高说出了“雨怕抽税，不敢入城”这么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幽默和讽谏的内容；后来市征果然减少了，更可以证明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意义的。
一般说来，幽默并不一定都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采取那样曲折隐晦的形式。然而，无论如何，人们的生活中总会有某些矛盾的现象，不免会叫人觉得可笑，因此，就不会没有一点幽默感。总之，我们的生活本身，自然会带来种种幽默，也需要有一点幽默啊！
他讽刺了你吗？
华君武同志的漫画《……遭灾》最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之后，有一位编辑同志对我说，不久以前，他处理了一篇很长的稿子，恰恰是在办公室的电话上，给那位青年作者要了态度，大概这幅漫画便是取材于此。我听了这些话，起先颇不在意。
不料隔了两天，另一位中年的作者竟然也以为漫画所讽刺的对象就是他，并且忿忿不平地说：“文章写得太长了是事实，要说我掺水太多那可不一定。”啊呀！这真叫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对答才好。当时我只轻轻地反问了一句：“呵，他讽刺了你吗？”
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神经过敏，以致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这种人几乎经不起一点讽刺，哪怕是善意的规劝性的讽刺，也受不了。其实，华君武同志的内部讽刺画充满着善意的规劝，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同多数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漫画。因此，我对于前面那两位朋友的反应，大不以为然。当时我没有想起什么话说，现在倒要说一说我的看法。
看到这幅内部讽刺画，我以为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同样的毛病，这是实质的问题；至于说取材于何处，以谁为讽刺对象等等，就用不着详细考证了。无论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毛病，也无论漫画是否以自己为对象，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除此以外不应该采取任何别的态度，更不应该去查究他讽刺的是谁。因为，漫画的作者，也和其他的作者一样，可以根据某一人物、某一现象的特点，也可以把许多人物、许多现象的特点集中起来，构成漫画中的形象。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就是你，那很好，你应该虚心检查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不是你，那也好，你也应该引以为戒，勉励自己不要发生同样的毛病。但是，你千万不可因此抱怨，更不可怀恨。
相传唐代李邺侯写过一首咏杨柳的诗，被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看见，认为是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跑到唐明皇面前去控告。这个故事，载在唐代尉迟枢的《南楚新闻中》中。据称：
“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这个李泌便是有名的李邺侯，他七岁能文，唐明皇召令供奉东宫，后来封为邺侯，家藏图书极多，所谓“书城”、“邺架”都是他的典故。这首诗流传不完全，只有这两句见于《邺侯家传》，不能认为这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讥讽杨国忠的，这在当时也是属于规劝的性质。然而，杨国忠却因此怀恨在心，诉之于唐明皇，欲加罪于李泌。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理取闹，所以唐明皇也不好支持杨国忠的控告，只得解释说：“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
虽然这是非常陈旧的故事，我未曾见过有人与杨国忠一般见识的，不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得到，对待这类讽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了。
或者有人会说，现有谈论的这一幅漫画，用杨国忠的例子来做比喻不大确切。那末，我们无妨再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吧。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唐明皇的时代。据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载：
“秘书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优异。将行，泣涕。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语人曰：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乃瓜下为子，岂非呼我儿瓜子耶？”
象贺知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太多疑了。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大文学家，生活放诞不羁，往往饮酒作乐，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大概因为他平时饮酒过度，酒精中毒，神经有些不正常，所以性情乘舛，疑心忒大。他要求唐明皇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唐明皇以信孚中外的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他却怀疑唐明皇讥刺他的儿子是瓜子。这不是神经过敏又是什么呢？
看来有一种多疑的人，不管你说什么话，他都有可能怀疑你是在讽刺他。对于这种多疑的人，漫画是绝对看不得的，如果漫画上画的又是与他有关的题材，那就更不得了，准保他会怀疑这漫画是讽刺他的。这一次华君武同志的漫画，引起了两位朋友的怀疑，虽然是很偶然的，而且情况也不严重，可是，我想类似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是个别的。因此，愿意借此机会提请朋友们共同注意，对漫画要采取正确的看法，不要处处从个人立场出发，动不动就发生怀疑，那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马后炮
现时爱下象棋的人很多，象棋中的用语也就往往变成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了。“马后炮”便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口头用语之一。有几位读者来信问道：马后炮怎么会变成了口头语呢？马后炮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马后炮与它的原意是相符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口头上常说的马后炮，到底尽包括些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进行普遍的调查，似乎也不需要甚至不可能对这一类问题进行普遍的调查，因此要想对以上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还有困难。但是，大体说来，人们日常所谓马后炮，主要是指的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
当着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过了许久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照一般人的口头语，这就叫做马后炮。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等，也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更要被批评为马后炮了。这就可见，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着消极的涵义。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了。
然而，马后炮原来的意思是否果真如此，却还需要再做一番查考。从何处去查考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历史上象棋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起先人们只下围棋，而不下象棋。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奕，围棋也。”这就可见围棋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凡是下棋都指的围棋。又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说成是尧舜所创造，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张华此书至少可以证明围棋在晋代以前就出现了。其他类似这样的说法还很多。周秦诸子及《山海经》上也都有关于奕棋的记载，大概围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当无疑义。
不过，围棋只有黑白之分，无法运用什么马后炮之类的战法。马后炮只能用于象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象棋的出现，据汉代刘向的《说苑》所载，也在战国时代。这是否可信还待考。至于有人说象棋也是创始于舜，那是杜撰。还是刘向说的创于战国时代较有可能性，他说：“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燕居斗象棋，亦斗战之事乎？”又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这个说法，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象棋。不过，当时的象棋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多数古籍的记载，象棋被公认为北周武帝所创。如明代的杨慎、胡文焕、谢肇淛等人都抱这样的看法。而且北周庚信有《象戏赋》《进象经赋表》两篇作品可以作证。所谓象戏指的就是下象棋的游戏，所谓象经乃是讲解象棋的图经。
有了象棋的以后，马后炮也就出现了。
古代的象棋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象棋还不一样。按明代胡文焕的《事物纪原》所载：“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与今象棋不同。”这里虽然提到日月星辰之象，实际上什么样子还不能确切知道。而明代上距北周，历时太久，传述也未必可靠。倒是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图以战国七雄并峙之局，列为象戏。七国各有一主将、一偏将、一裨将、一行人、一炮、一弓、一弩、二刀、四剑、四骑。这就是说，一盘棋分七个部分，代表七国，下棋的人可以七个，也可以六个、五个、四个、三个、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每一国有十七个棋子，其中四骑等于四个马，但是只有一个炮。这个炮的行动规律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差不多。图中说明：
“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
这个规定显然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基本相同。至于马的行动规律，图中又说明：
“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
不难设想，有四个马，可以曲行四路，那末，尽管只有一个炮，而马后炮的出现机会一定要比在今日的象棋中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无妨下一个断语，就是说：马后炮是随着古象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
但是，在古象棋中出现的马后炮，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可以“将死”对方，正如现在象棋中的马后炮也常常是能致对方于死地的绝招一样。这们看来，马后炮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根本不同于现时人们口头所说的马后炮的那种消极的涵义。
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却也是常有的，岂只马后炮而已哉？
“三十六计”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