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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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断定他是在事情败露以后转移了小火车，也许当他姐姐妹妹满镇子叫喊他的时候，他把小火车藏到了更为隐秘的地方。我站在老张的猪圈里，突然意识到谭峰对我其实是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室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你能想象事情过后谭家的混乱吧，后来谭峰昏过去了，是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其实也很难熬。一方面是由于我母亲对我的惩罚，她不准我出门，她认为谭峰的事情有我的一半责任，所以她要求我像她的学生那样，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你想想我那时候才八九岁，能写出什么言之有物的检讨呢，我在一本作业本上写写画画的，不知不觉地画了好几辆小火车在纸上，画了就扔，扔了脑子里还在想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办法抵御小火车对我产生的魔力，我伏在桌子上，耳朵里总是听见隐隐约约的金属声，那是小火车的轮子与地面磨擦时发出的声音。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四节车厢的十六个轮子，还有火车头上端的那个烟囱，还有那个小巧的脖子上挽了一块毛巾的司机。
让我违抗母亲命令的是一种灼热的欲望，我迫切地想找到那辆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从窗子里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我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是八月的一天，天气很闷热，镇上的孩子们聚集在河边，他们或者在水中玩水，或者在岸上做着无聊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不想玩水，也不想做官兵做强盗，我只想着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走出镇上唯一的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我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你猜到了？你猜到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吗？我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回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苍天不负有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你们以为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主要是母亲不允许，所以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所以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止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和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辆不能运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是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谁踢开了，进来的就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还不知道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是我去砖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所以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他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他是否去过砖窑，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场景已经有所准备，你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辆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你肯定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表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气派。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头就有一方会扭过脸去，这一切在我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这个秘密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你们笑什么？做贼心虚？是做贼心虚的感觉，不，比这个更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拉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迎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室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我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我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想有这么一个秘密，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是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有了机会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盼望离开谭峰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是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还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你们都猜到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我记得钥匙湿漉漉的，不知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我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结局仍然感到意外。有谁知道谭峰是怎么想的吗？
朋友们中间没人愿意回答郁勇的问题，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问郁勇，你那辆小火车现在还在吗？郁勇说，早就不在了。到武汉的第三天，我父母就把它装在盒子里寄给何医生了。又有人愚蠢地说，那多可惜。郁勇笑起来，他说，是有点可惜，可你怎么不替我父母想想，他们怎么会愿意窝藏一件赃物？他们怎么会让我变成一个小偷？
这个叫老漆的人其实还很年轻，小孟夫妇知道他比他们年轻，但他们还是亲热地喊他老漆。这是习惯，所有的习惯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即使错了也不宜更改，你一旦要改口大家都觉得别扭，就像这次，宁竹突然问老漆，小漆，现在几点了？屋里的两个男人好像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们猛地回过头望着门边的宁竹，目光里含有程度不同的受惊的成份，他们的这种反应使宁竹显得特别尴尬。
我们家的挂钟坏了。宁竹嗫嚅着说，老漆，你不是带着手表吗？
老漆无声地笑了笑，他在自己的手腕上扫了一眼，九点钟了，我该走了，老漆站了起来，他的动作有点慌乱，膝盖撞到了茶几，胳膊差点把水杯带到地上，老漆手忙脚乱了一阵，把杯子交给小孟，他朝夫妇俩做了个鬼脸，他说，我该走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别急着走呀，再坐一会儿，宁竹的脸上有一种藏不住的愧疚之色，她挡着门说，你别误会，我们家的挂钟真的坏了，坏了半个月了，我让小孟去修，他就是拖着不肯去，你说他有多懒。
我该走了，九点多了，是该走了。老漆说，我明天也有事呢，我们单位最近很忙。
我们家现在没时间了，我那块手表忘在我姑妈家了，宁竹凭着一种惯性继续解释着，她说，小孟的手表从来就找不到，像他这么丢三拉四的人世上少见，买了多少块手表了，买一块丢一块！
老漆已经走到门边了，他突然转了个身，对小孟说，去，把你们家的挂钟拿给我。
什么？小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坏了吗？老漆说，我弟弟会修钟表，你们不用拿到店里去修，乱收修理费还不说，他们会把你的好零件换掉，这事交给我，一分钱也不用花，保你走上两年不会坏。
不用了，不用了，小孟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他说，哪能什么事都麻烦你？钟也不一定就坏了，说不定我买的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
别跟我客气，老漆说，去，把钟拿下来给我。
小孟看了看宁竹，宁竹却躲避着他的目光，她对着那面墙莫名地叹了口气。小孟就从她身边绕过去，搬了张椅子站上去，摘下了那只挂钟。
那天老漆是抱着一只挂钟离开小孟家的。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街上没有路灯，小孟夫妇在门外送客，只看见老漆的白色衬衫在黑暗中闪着影影绰绰的光，老漆大概把挂钟放进了自行车的铁丝篮里了，他们听见了挂钟在里面晃动的声音，老漆跨上了自行车，然后他们听见他在黑暗中说，星期六，星期六我再来。我把钟带来。‘‘
世界上每天有多少火车在铁路上飞驰，每列火车上有多少人紧邻相坐而成了旅伴，但又有多少旅伴最后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呢？萍水相逢的人总是聚散匆匆，在火车到站的时候甚至来不及道别，下了火车后很可能在一个小时以后就忘了邻坐的模样。小孟从来没有预料到一次短短的三小时的旅程会带给他一个永远难忘的朋友，你怎么想得到呢，一个在火车上与你随意攀谈的人后来成了你的朋友。
老漆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小孟现在都记不清他们在火车上聊天的话题了，好像聊到了飞碟，聊到了股票，还聊到了爱滋病，他们聊得投机，就因为是海阔天空的聊，大家想把旅途上的时间用最自然的方式打发掉，三小时的时间确实很轻易地打发掉了。他们在月台上互相点头分手，小孟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让老漆停住了匆忙的脚步，大概是他的行李，他随身带着三件行李，两个旅行袋，一个纸箱，他把一个旅行袋背在肩上，左手和右手同时去抓取另一个旅行袋和纸箱，对于小孟来说，这点行李没有任何问题，他抓住了旅行袋，纸箱却被别人先提起来了。小孟看见火车上的邻座向他露出了友善的微笑，他说，我来帮你拿一个吧，你不是住车站新村吗，几步路就到了，我帮你拿回家。小孟谢绝了几次，最终还是半推半就了，因为老漆的目光那么透明而纯净，几乎带着某种期盼。小孟就这样犹犹豫豫地把老漆带回了家。小孟记得那天老漆没有进他家的门，他请老漆进屋喝口茶，老漆说，我不进去了，我还要去单位，我们单位最近很忙。小孟就说，那你方便的时候来玩吧。小孟当然是一句随口的客套话，但他记得老漆对他这句话很认真，老漆甩着手腕想了想说，星期六，星期六我来吧。
星期六后来就成了老漆来访的日子。
小孟夫妇都不是那种乐于广交朋友的人。老漆第一次来作客的那天夫妇俩有点不知所措，但良好的修养使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