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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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先发制人地把儿子抱下来说，不准闹，现在得走了，你要不肯走就把你留在这儿，晚上跟老虎狮子睡觉，女的拉住儿子的手往外面走，边走边抢白男的，我看你比他还喜欢动物园，看个脏猴没个够，没闻见这儿有多臭？
喜欢动物有什么错？男的说，那是人类的爱心嘛，你没听说国际上有好多动物保护组织吗？
那你留在这儿保护它们吧。
我当然先要保护你们了，喂，你这么急急忙忙地带他上哪儿？
去凉亭。
去哪个凉亭？这公园有许多凉亭呢。去凉亭里坐着？那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你别去，我没让你去。
我说你今天情绪不正常嘛，难得出来逛公园，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早知道你这么扫兴，不如在家看电视。
那你回家看电视好了，反正电视一天放到晚，你回家吧，你回家吧。回家去陪电视机。
男的不再说话，他飞起一脚踢飞了路上的一只塑料瓶，有的游人对他侧目而视，男的略显窘迫地笑了笑，他蹲下来系旅游鞋松动的鞋带，看见林荫道的一小块路面，灰白色的、异常坚硬的一小块水泥路面，在午后的阳光树影下闪烁着斑驳的光芒。
他们至少路过了三座凉亭了，每路过一座凉亭，男的便停下脚步看着女的，女的扫视着那些凉亭和凉亭周围的环境，最后无一例外地摇了摇头，说，不是这个凉亭。
男的欲言又止，但鼻孔里忍不住露出了一种讥笑的声音，他说，凉亭，哼，找凉亭。
亭子上有个紫藤架的，怎么不见这个凉亭了呢？女的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说，奇怪，我记得就在这附近的，怎么突然找不到了呢？
男的晒笑着说，那就继续找呀，那么大个凉亭，怎么会找不到？
女的瞪了男的一眼，女的拉住儿子的手，边走边寻觅着。一条林荫道走去了一大半，不见那座长了紫藤的凉亭，儿童游乐园的滑梯和秋千架却赫然在目。正如夫妇俩所预料的那样，儿子像脱僵的野马朝滑梯那儿冲去。女的没能拉住儿子的手，顺势就坐在路边的石凳上了，看上去她显得有点疲倦了。
男的说，我去买点饮料，喝点饮料再找凉亭。
女的说，就买矿泉水，别的不准买。
男的在小卖部的柜架上没有看见矿泉水，便不加思索地买了三罐雪碧，男的确实未加思索，假如他知道妻子会为此大发雷霆，他干脆就什么也不买了。
男的捧着三罐雪碧走近女的，女的抬起头来，他立刻从她的眼神和表情中嗅出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于是他抢在前面说，什么都没有只有雪碧。
没有就别买，这么大的公园会没有矿泉水卖？女的冲男的厉声嚷起个，让你别买雪碧，你故意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你不喝雪碧儿子爱喝呀，男的说，加起来还不到十块钱，你发什么火？
那两罐给谁喝？你喝两罐？嘁，说话口气跟大老板似的，女的似乎无法控制她的怒火，她的手在空中狠狠地挥了一下，叫道，那两罐给我退掉！退掉！
我不退，男的说，你今天就像个神经病。
我就是个神经病，你不退也别想喝，女的突然站起来夺过男的手里的两罐雪碧，一手一个，两罐雪碧被重重地砸在草地上，罐口自动地打开，那种被称为雪碧的液体涌泉似的淌了出来。
男的脸上的一抹笑意凝结了，他看见儿童游乐场门口的人都在注视他，有个男人幸灾乐祸地嘿嘿笑着，男的咬着牙骂了一句，操他妈的，神经病。他突然朝女的扑过去，女的闪开了，女的站在石凳后面，仍然以挑衅的姿态瞪着他，你敢打我？女的说，你敢在公园里打我？男的冷笑了一声，他从草地上捡起半罐雪碧，冷不防地朝女的掷去，他看见那个绿色的铝罐从妻子肩押处弹落，发出了沉闷的回声，他说，神经病，．我还陪着你个神经病找什么凉亭呢。
姓张的一家人在儿童游乐场门口不欢而散，事情来得简单而激烈，附近的游人全部看在眼里，有个妇女走到女的身边好言相劝，为了一罐雪碧，不值得吵架嘛。女的脸色煞白，一遍遍地用手帕擦着毛衣上的水渍，擦了一会儿女的喉咙里迸出裂帛似的声音，女的忽然捂着脸一路小跑着，朝公园出口处跑去。
男的站在原地不动，人们看见他用鞋底蹭着草地。好像鞋底上沾了什么东西，男的嘴里咕哝着，神经病，神经病，过了一会儿男的突然想起什么，他气冲冲地奔向人字滑梯，把一个小男孩从滑梯上揪了下来，回家！人们听见那个男的大吼了一声。
男的带着儿子走到公园出口处，尽管他知道妻子不可能在此等候他们，他还是伸长脖子朝四周张望了一番，公园门口仍然拥挤不堪，他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
男的去厕所那里推他的自行车，但他没有找到那辆自行车，他妈的，今天是活见鬼了！他忍不住在别人的自行车车座上拍了一掌。他猜是自行车管理员把他的车挪了地方，就跑去问那个管理员，管理员却文不对题地说，问路到别处去，你没见我这儿正忙着吗？
管理员沿着自行车的尾灯线来回奔走，姓张的男人只好跟着他跑，跑了几个来回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把揪往管理员的衣领叫起来，你耳朵聋啦，我让你把我的自行车交出来！
管理员终于站住了，他说，你他妈的喊什么？你把车停哪儿了？找不到也不奇怪，这么多车，慢慢找吧，我可没空帮你找。
男的说，厕所那边的车挪哪儿去了？
厕所那边的？管理员的眼睛突然变得明亮起来，谁让你把车放那边了？违章停放自行车，罚款十元！
男的说，你放屁，想敲我的竹杠？
不是我敲你的竹杠，违章罚款，这是制度，管理员扫了眼围墙下面的一个角落，他说，违章车都拴在那儿呢，我不跟你罗唆，交钱取车，不想交钱你就走人。
男的说，你放屁，我拿我自己的车，一分钱也不给你。
男的拽着儿子气冲冲地走到围墙下面，他看见自己的车与另外几辆自行车被一条链条锁拴在一起，可怜巴巴地歪倚在墙上。中午以来的怒火一直在添油加柴，现在终于冲破了他的头顶，他对着管理员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就捡起一块砖头，乒乒乓乓地砸起锁来。他听见儿子的惊叫声，爸爸，警察来抓你啦！他感觉到几个人在一起揪他的手和衣服，但他仍然挣扎着去砸那把链亲锁，直到他手里的石块被人夺下，扔在旁边的树丛里，他才意识到自己惹了麻烦。
两个警察虎视眈眈地站在他身后，男的并不感到奇怪，让他觉得意外的是他妻子，他妻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是她夺下了他手虫的石块。
女的没有多看男的一眼，她只是对两个警察赔着笑脸，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她说，主要是情绪太恶劣了，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一个警察说。我看他脑子有病，这种行为可以拘留他的。
他这种行为当然不好，女的仍然赔着笑脸说，不过管车的那人也有问题，车子没处放一半是他造成的，对他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监督一下。
男的木然站着，听女的与两个警察耐心斡旋，他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每次他想作出辨解的时候身子就会被女的推一下，女的并没看他一眼，但她的一只手却总是从背后伸过来，异常准确适时地推他一下，又推一下。男的后来就顺从了妻子的意愿，他看着妻子放在身后的那只手，那只手里还抓着十元纸币，正好是罚款的数目。那只手使他渐渐平静下来，男的后来干脆就抱着儿子退至一边去了，他想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由她来解决也是一样的，他说什么或者他说什么也都是一样的。
后来他们就取回了那辆自行车。
回家的路上夫妇俩还是不说话，但男的知道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两辆自行车并排在黄昏的街道上驰行，途经一个报摊时，女的说，今天晚报还没买。男的就跨下车去买了一份晚报，他把报纸扔进妻子的车篓里，突然问了一句，你今天怎么啦？
那你呢？你怎么啦？女的反问道。
那个什么凉亭，男的说，你今天为什么非要找那个凉亭呢，
到现在你还没想起来？女的半怨半怒地看了一眼男的，她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周未，5月18号呀。
5月18号是什么日子？我们结婚的日子呀，你连这也忘了？
那凉亭呢？为什么要找那个凉亭？
你什么都忘了，你不记得那个凉亭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男的嘿嘿地笑起来，他看了看妻子，又伸手捏了捏儿子的耳朵，男的最后对女的说，你的记性真好，我怎么就把那些事忘了呢？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稍不留神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一张红桃Q时，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每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向我哥哥打听红桃Q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走了红桃Q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骨气，丢一张破扑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Q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红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娱乐，街上清寂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海大约需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况且两个钟头的旅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除了那些上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我对当时上海的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下班前办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搂前，父亲松开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上海的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室的炉子上有一壶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只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她从桌上捡起一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字藏在办公桌下绣花莫名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什么，不就是绣一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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