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CEO康熙回忆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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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公司，公司仍旧归属于大清，他只不过是一个获得更多授权的经理人而已，大清的董事会仍旧可以行使任免权，对吴三桂进行罢免。
也许有人认为撤藩是我违背祖之川，是一种鸟尽弓藏的行为。对此种说法，我并不认同，难道让我牺牲大清十万员工的利益而迁就吴三桂？难道为了一句三十年前的诺言就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这并不是一个商业道德的问题。
商业道德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更在于遵循商业准则。赢利性、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用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商业信用不是一句简单的诺言，更在于实践诺言的过程。
这三十多年，大清并没有违诺。即使到现在，大清仍旧一如既往地支持平西公司的发展，给予充裕的储备资金，支持其各类投资。但当支持变成一种依赖和惰性时，我有必要重新审视支持的力度，甚至考虑是否值得再去投入。盲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不愿成为一个商业雏儿，任由吴三桂摆布。以其道还施其身，这是商业场上的另一条准则。
事实上，撤藩并非鸟尽弓藏之举，我只是让吴三桂安享晚年，我在其老家购置了一套豪华别墅，以作其退休的奖赏。
以宽治人，是我人生的一大信条。无论是对商业对手，还是对商业伙伴、员工，我一直恪守这条信念。我信奉“没有永远的对手，却有永远的朋友”。无论鳌拜，还是吴三桂，我的初衷是能够在双方可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化解彼此的过节。
即便是鳌拜，我亦以德报怨，对吴三桂，我也依然如此。不管如何，在并购大明的过程中，吴三桂功不可没。对于其功绩，我们不可忽视；对于其过，我们也要正视。
除了严重经营亏损外，吴三桂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冒险精神，也就是商人的“赌”性。这在一个公司的创业初期是可取的。在公司创业阶段，靠创业者的胆识和魄力往往获得成功；赢得第一桶金；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这种仅靠个人感觉来决策的方法，会将企业带入危险的境地，远远适应不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市场瞬息万变，商业机会稍纵即逝，创业者只能管窥一斑，因此，变个人决策为集体决策，建立风险预警体制尤其重要。随着平西公司的壮大，吴三桂的赌性未减反增，竟将所有资金都倾注在房地产业上。这样的决策者，不利于大清的长期发展，大清也不需要这样的决策者。
三．畅春园盛宴：杯酒释兵权的经典路演（3）
3。神秘崛起的大周
给吴三桂信回信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并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朱国治的家，会见了朱国治、傅宏烈。我开门见山地问朱国治：“平西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怎样的？”朱国治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告诉我：“从账面上看，平西公司的财务并无问题，但是从形迹上看，吴三桂似乎对财务控制得很严，对我的防范也很严，重要的账本我根本接触不到。”朱国治的谈话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吴三桂在转移资金。四个月后，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
朱国治和傅宏烈分别递给我一份厚厚的财务分析报告。不出我所料，吴三桂果然在平西公司账目上作了手脚。一方面他们向大清谎报亏损，另一方面他们在囤积资金，私自开展业务。朱与傅的报告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详实的证据说明他们转移了资金。
一般而言，一项投资无法在三年内赢利的话，就会被放弃或者出售，但三藩是一个例外。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祖辈付出心血的结晶，更具有不可低估的商业潜力。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三个市场，它是大清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失去必将对大清的整体战略产生严重冲击，从市场份额上看，这三个公司的业务覆盖了小半个南方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大的企业来说，这块市场都是必争之地。这几年，偶尔有一些投资者想收购这三家公司，都被我断然拒绝。
几天之后，一个名叫刘玄初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想收购平西公司的股份。就在这天，朱国治告诉我，一个名叫大周的乳业公司在昆明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相关并购。
大周公司的神秘崛起，让人不得不对其财富的起源充满兴趣。在云南，平西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乳业市场。大周刚刚挂牌成立时，几乎所有人预告了它不久后必将灭亡。然而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大周不仅没有中途夭折，而且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其在乳业方面的营业额甚至超过了平西公司。不可否认，大周公司在营销上屡有创新，在定位上颇为精准，似乎一切都按照市场规律在运作，但种种迹象表明，大周具有浓重的平西痕迹；但这是外人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时刻关心平西、关注吴三桂的我来说，大周似乎在沿寻着平西初始的轨迹在前行，平西与大周此消彼长，这两家公司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测。朱国治在一个布满灰尘的仓库里，找到了一份1656至1658年的账册，账册显示，这两年有数千万计的管理费用支出和折旧摊销。正是这些巨额的费用造成了平西公司的亏损，如此不合理的财务结构意味着什么？
这几件事情中，似乎有一条暗浮的脉络隐现其中。突然，一种可怕的预感涌上心头，会不会是吴三桂鲸吞了这些资金，然后反手收购大清？我一直担心，陈年的隐患会一朝爆发，如今终于成为了事实。这一夜，我彻夜未眠，脑子里一片空白。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1）
1674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最心爱的太太赫舍里去世了；第二件大事是北京城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地震，故宫引发了一场大火；第三件大事是在五台山祈福途中，偶遇僧人行痴——我的父亲，虽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
也是在这一年，大清的灾祸也接踵而来。三桂系员工集体辞职，钱庄集体催贷，牧场危机，杨起隆举报风波，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心力交瘁。
这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前一年，我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撤藩计划”，短短一年不到的光景，形势急转而下。我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倦意，我曾以为一切尽在掌握，谁知一切都游离在我想像之外。我就像一柄张到极限突然被折断的弓，再也无力去延续往日的豪情。
1．集体辞职引发的人事地震
1674年夏，我让折尔肯协助吴三桂办理交接手续。在并购大明前，吴三桂就和折尔肯有书信往来，吴三桂加盟大清，折尔肯从中出了不少力。这次派折尔肯去办理交接手续，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避开“逼宫”嫌疑，二是为了防范吴三桂在办理交接前转移资金。后来的事实印证，这番周全的考虑是多余的。
在折尔肯在到达云南的当天，吴三桂安排一次高规格的饭局。在五华山的一个高级包房里，吴三桂和他的副总马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联合唱了一出双簧。吴三桂佯装谦恭地说：“十月份我将公司的一项投资完成，就辞去平西董事长一职，请折总放心！”然而扬长而去。不到十分钟后，马宝闯入宴厅，质问折尔肯：“你们是不是在逼吴总？吴总这三十年为大清作出了多少贡献，难道你们就这样不留余地？”
随后，平西公司那些愤怒的员工将折尔肯围在办公室里，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他们扬言：“如果折总不给出一个明确答复的话，那么他们甭想从平西公司走出去。”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围攻，而这次预谋的总导演是吴三桂。
折尔肯被困在办公室里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六时，等所有人散尽之后，吴三桂才现身。就在折尔肯被困的时候，朱国治和甘文被保安请离了平西公司。第二天，在夏国相的带领下，车间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生产线陷入停顿状态。在平西公司，到处流传着“大清收归之后，所有员工将一个不留”的谣言，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心思工作。在平西的厂区，上千人围聚在一起，等待吴三桂的最后发话。
“我就快要离开平西公司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是怎么创业的？回想那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那是一种怎样的艰难状态，为了大清我们吃了多少苦？如今，平西公司刚刚上轨道，康熙却要行这鸟尽弓藏之事。我不该叫大家跟着我离开大明，是我害了大家！”
吴三桂的到来引起了人群的骚动。“吴总，你不能走哇，如果连你都走了，我们也不想干了！”一位老员工激动地说。
这消息出乎我的意料。我未曾想到，吴三桂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高。在后来的资产盘点中发现，每年大清的拨款中，有相当部分被吴三桂作为薪水和奖金发给了员工。他通过损害大清的利益，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关爱员工的企业家的光辉形象。从这点上来说，吴三桂不愧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
吴三桂倒戈的同时，也带走了他在企业里所有的亲信，波及大清各个部门的大规模集体辞职出现了。在吴三桂的信息封锁下，总部对这次集体辞职事件，居然一丝异样都没觉察，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经过了仔细考虑之后，我并没有挽留那些追随吴三桂而去的员工。我并不为这些人的出走感到可惜。对于三桂系员工，我并非持有一种有色的观念。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心中的理想团队是一个能认同我、认同公司并为之奋斗的团队。一个不认同变革、不认同企业价值的团队，并不是一个我所要的团队。况且，集体辞职几乎没有挽回的余地，这一事件并非员工与企业谈判的砝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所以，如果强加挽留，对于整个大清并无益处，反而会设置更多障碍。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2）
济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是鳌拜给我指派的老师，学富五车，但异常迂腐。由于鳌拜的缘故，我曾经一度对他极其反感。后来祖母告诉我：此人非等闲之辈，可好好用之。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济世虽然愚忠于鳌拜，但却是一个实心办事的人。任职人事部总监多年，很少出过纰漏。他成为我的老师后，也是尽心尽责，倾力教我。
我曾经问济世：“鳌拜如此败坏大清，你为何要愚忠于他？”
“这与鳌总无关。对领导忠诚是一个员工的本分。像岳飞虽然明白南宋迟早要亡，但依然从容赴死。”济世从容应答。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的反思：用人才是用心，还是才？后来这个疑问一直在困扰着我。
击败鳌拜后，我曾经想重新任用济世，后来还是作罢。论人才，在大清，他比任何人都适合人事总监这个职位；但论其心，他忠于鳌拜，愚顽不化。再三权衡后，我最终还是打消了用他的念头。
团队集体辞职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它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直接带动了“辞职潮”。辞职的员工大都是心存不满离开公司的，或多或少对周围的员工产生不良影响。而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辞职，将会让员工产生一种悲观情绪。目前的大清再也不能承受任何风雨了。我知道，如果此刻我惊慌失措的话，必将会对员工的士气产生巨大影响。
那一个月时间，我都在和员工进行深度沟通，稳定员工躁动不安的情绪。虽然许多员工对此次人事震荡波充满担忧，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员工都愿意和大清共度难关。
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封附着上百名员工签名的来信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当我读到“誓与大清共存亡！”的时候，我震惊了，也失眠了。我看完这封信，眼泪不觉已模糊了双眼。我一直珍藏这一封信。每当我面对挫折，我用这封信来勉励自己：既然身后有这么多爱你的员工支持你，困难又有何惧？
多年前，我无比果敢地对特许经营事业部进行了大裁员，而现在，却是大批的员工自己离大清而去。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场景，心里却是一样的难受。我还未从集体辞职事件中缓过神来，一场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危机却悄然到来。
2．资金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经历过一场喧闹之后，办公室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集体辞职事件后，一些办公室门都已经上了锁，一些办公室的垃圾尚未清理，显得有点凌乱。我靠在那张古老的办公椅上，一阵疲惫袭来，这几天超负荷的运转已经让我精疲力竭。
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魏东亭。他向我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好几个钱庄代表都等在门外，说是要见我。一阵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
自创立以来，大清从未有向钱庄贷银的历史，父亲在有生之年最为自豪的是没有一分钱的钱庄贷银，即便是在最为艰苦的1661年。父亲走后，鳌拜为了并购牧场，开始通过商业钱庄进行贷银，而今大批牧场因为资金紧缺而陷入了半经营状态，一些草地不肥沃的牧场因为长期无牛羊可牧，已经变得荒芜。
关于大清资金链危机的传言初始于1673年十二月。一家名不经传的财经杂志采访了鳌拜及其一些嫡系员工，那位记者未经证实就刊登了近万字的“访谈录”，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地报道了所谓“大清的资本黑洞”。直至1674年三月，几乎各大媒体都转载或引用了这篇报道。
从那天以后，我的办公室里每隔几天就要接待几拨衣着光鲜、心情焦虑的人——他们都是各大钱庄的代表。他们往往先小心翼翼地和我探讨媒体对大清的看法，然后才十分隐讳地暗示还款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和大清的大部分员工一样，对大清的未来忧心忡忡，鉴于大清的实力和信誉，这些钱庄代表们都十分礼貌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虽然多数钱庄都认为大清是优质企业，所授的信贷额度也是民营企业中最大的，但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的，一旦大清出现资金链危机，大清苦心经营和维护的信誉就会直线下降，钱庄们便会蜂拥而上，加紧催贷。如果处理不善，整个大清的资金链就会有断裂的危险。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3）
为了维护大清的信誉，我邀请了各大钱庄的董事长开了一次酒会。在台上，我对那些心情焦虑的钱庄董事长们诚恳地说：“对大清来说，信誉永远是最重要的。大清愿意为偿还贷银作出任何决策，我计划出售康朝公司的股份，所获现银全部用来还贷。”康朝自创办以来，资产增长了十倍，现在只好舍车保帅了。这是我对钱庄的承诺，也是挽回信誉的必要之举。
在这次直接影响大清未来的关键会议上，我并没有捏造和隐瞒集团的财务状况，真诚地陈述着大清现有的危机，并向钱庄董事长们讲述我的变革计划：“大清在未来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稳健的财务风险防范。大清需要战略调整，全线缩短投资战线，出售康朝是计划的第一步。大清的产业整合之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而且会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
我满怀信心说道：“大清还远远未到资金链断裂的时候，目前一切运转良好，我相信、也请大家相信，大清将越来越好。”
这次会议，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满怀诚意与自信的少年企业家形象，我的身份在化解贷银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