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中忘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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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头，第二天换了衣服。这样易容后，我们约那系花一同去海边玩，那系花说昨天有两个贼翻墙进了女生浴室。我们一个劲地摇头说：“这种下游胚子，不从墙上摔断腿天理不容！”那“系花”点头说是，放心地和我们一起去海边……
　　俺胡草可是为了维护瑞金的荣誉啊！
　　“荣誉高于生命”——或者说“名声高于生命”，这不知道是瑞金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还是禁锢？但瑞金绝不是特例：中国教育一直强调培养人的自尊，通过“模范学生”称号来培养人的荣誉感；把学生的自信建立在周围人肯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自信是脆弱的，这样的荣誉常常转变为虚荣。你的自信不是来自自我肯定，而是外界的评估标准。在学校里，这个标准是分数；在社会上，这个标准是金钱。在当代人眼里，成功就是高分数、高收入；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考试？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专家评估？
　　高为民久经考验，从模范学生到模范医生、模范院长，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容许别人伤害他的自尊。上中学时，胡桑常常不客气地驳倒他，他把自己的愤怒隐藏；这个美男子是那样爱面子，以致他到念大学时还不敢向王凤英表白。
　　与此相反，胡桑从不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尊；他的自信心很强，他始终相信自己是天才；即使在阴暗的牛棚里，他也相信：天才来到凡人的世界，就是要孤独地受苦。
　　对于独具慧眼的鹰，眯起双眼远比搏击长空重要，因为光线会把千里眼灼伤；对于聪明绝顶的人，糊涂无知远比深谋远虑重要，因为真理会把先知囚禁——不管怎样，你都在孤独中承受另一个世界的真相。
　　胡桑喜欢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的感觉，他拒绝别人的同情。当王凤英偷偷跑到牛棚外喊他的名字时，他在沉默中回忆自己如何欺负她；当王凤英把烤红薯塞进牛棚里时，他恨她的同情；当饥饿迫使他吃下红薯时，他恨自己的脆弱；当他吃过十几顿红薯后，他哭了。几年后，他轻声向她说声“再见”，独自下了火车。当他望着火车呼啸着北上，他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翻墙而过的年代，还没有看清围墙里的是校长还是美眉，我们就软着陆了，没有回头看的机会，只能在沉默中细数来时的脚印。
　　我常怀念翻墙而过的年代，就像胡桑怀念举红旗游街而过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之歌，激情与梦想在现实中挣扎。
　　我曾问大伯：“你后悔当时下火车吗？”大伯摇头，说：“毛泽覃能后悔吗？留在瑞金，然后牺牲……这是我的选择。”
　　存在主义者说：人要学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现实中，我们选择的路往往不是“真实我”的选择，甚至不是“现实我”的选择，而是“当时我”的选择。当时的你还不懂事，所以选择了一条未知的路。等你走完那条路到达下一个路口时，你已经忘了当时的你为什么那么傻，傻到选择这条路。
　　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不会懂事，你就不会发现当年的你很傻——这就是人生的矛盾，无数未知的选择，却没有一个重复证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生的欣慰：所有的选择都无对错之分，因为你没有另一个人生可供比较。人生没有成败，我们都有一个翻墙而过的时代。
十二、寻梦　
　　2005年5月3日早上，西江文学杂志社的电话响了好几次，但办公室里没有人——五一放三天假，明天才上班。高为民气恼地摔下电话，冲进王凤英的书房。他打开抽屉，发现了那本《牛虻》，他急切地翻开书。一张泛黄的照片掉了下来，他弯腰捡起来一看，心里一震。那是他和胡桑、王凤英高中毕业后去罗汉岩的留影。他手拿照片，坐在椅子上细细回想，汗水从他额头上划落。他给陈经理打了个电话。陈经理说他让胡桑休息一个星期。高为民挂断电话，冲出书房，跑下楼，从车库开出汽车，直奔公寓。
　　胡桑的宿舍门锁着，高为民推开陈龙的宿舍门，看见陈龙在里面看书。
　　“胡桑呢？胡桑去哪了？”
　　陈龙摊开双手，摇摇头。
　　“他人呢？我不是告诉你他脑子有问题吗？你没看见他去哪吗？他告诉你去哪了吗？”
　　陈龙眨了眨大眼睛，无辜地摊开双手，说：“他昨天提着包走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问，他也不说啊……”
　　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高为民走了。陈龙摸了摸圆鼻头，眨着眼睛，莫名其妙地笑了。
　　高为民在走廊上掏出手机，给瑞金的岳父家打了个电话。岳父说王凤英没有回瑞金，他以为夫妻吵架了，便劝了劝。高为民强笑着说：“爸爸误会了，没这回事，只是小明喊着要妈妈……”电话那头又起了谈兴。高为民耐心地听完老人的话，笑说：“爸爸，我还有公事呢，改天再聊吧！”挂断电话时，高为民已走到公寓外的人行道上了。他在路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掏出手机翻到胡桑老家的电话，犹豫了半天，终于拨了。
　　2005年5月3日早上，我爷爷坐在大宅院里，给我爸讲苏格拉底的老婆有多泼辣。这时，我奶奶跑出来说：“死老头子，你的电话！”我爷爷轻声说：“看见了吧！有思想的人都有一样的对象！”
　　我的爷爷接过电话，同高为民谈了半天后才知道他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最后，爷爷勃然大怒地吼道：“胡桑？那混球？没有！没回来！他不认识回瑞金的路了！我不知道他死哪去了！”
　　爷爷挂断电话后，余怒未消，数落了奶奶一顿后才走回院里继续跟我爸谈苏格拉底。
　　高为民平白无故地受了胡桑的父亲一顿骂，心里不快，但还是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大伯，再见。”手机挂断时，西江火车站的钟楼上正敲了十一下。高为民跑到停车的地方，一个城管伪装成交通协管走上来递给他一张罚单。高为民知道那人骗他，但还是掏了钱。
　　中午，高为民回到家，小明问他妈妈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高为民颓然摇头，无语。
　　那一夜，高为民梦见自己走在医院的一个长长的走廊上，他走得很累，一直找不到出口。在走廊的尽头，他看见一扇门，他轻轻推开门，看见胡桑的背影，胡桑正坐在桌前写字，高为民悄悄走过去，想看清他写的是什么。突然，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时针指在“11”上。胡桑猛地站起来转过身，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铁棒。高为民来不及反应，那根铁棒重重地打在高为民头上……
　　高为民叫了一声，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他擦去额头上豆大的汗滴，伸手打开台灯。转头看去，枕头另一边空着。他疲惫地叹了一口气，下了床，走到王凤英的书房里。打开抽屉，找出那本《牛虻》，找到那张照片。
　　高为民久久盯着手里的照片，一滴泪悄悄落在老照片上，这一滴泪在这张照片舀起的一瓢流年中泛起一圈圈涟漪。
　　高为民想起高中毕业那年，他们仨一起爬山，他的脚扭了，是胡桑背着他下来的。那时，王凤英手里拿着一根折来的狗尾草，不停地打着他俩的脸。
　　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成年，而如今他己经四十六岁了。人到中年，常要经历心理危机：上有老，下有小，一家都仰赖你，你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一切梦想和激情都已冷却，现实在单调的钟声中重复，你不禁怀疑自己活得有没有意义。在社会上，你已经停下追逐的脚步；而在内心里，你又要重新认识和肯定曾走过的路。
　　胡桑比他小一岁，中学时高为民当班长，他总笑着喊胡桑管他叫大哥。高中毕业以后，同学们像被打碎的水珠，四溅天涯。高为民去了北京的医科大学读脑外科专业，胡桑则在南京师大学教育学。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一个电话，就能听见地球另一边的声音，他只能盼着在假期回家时见胡桑。
　　大学四年间，高为民每次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胡桑，但每次去他家，他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总是阴沉着脸说胡桑还在学校里——我大伯上大学时没回过家。
　　我爸说，王凤英也跑了十几次，但没见到我大伯。她曾问我爸胡桑的通讯地址，我爸只能摇头。
　　一连四年，高为民没见过胡桑。毕业后为工作一忙，就再也没有时间联系胡桑了。高为民毕业后去了西江医院上班，王凤英后来也去了西江文学杂志社工作。以前从瑞金出来的同学都很少再联系了，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王凤英和高为民在同一个陌生的城市，见面的机会多，时间久了就成了情侣。虽然王凤英的心里常有种失落，但她年纪大了，谈婚论嫁的事很快就提上了议程。真正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夫妇是幸运的，大多数人只能找一个一起过日子的伴侣。所以爱情故事常常吸引我们，无论是遗憾还是幸福，它总能激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婚后他们有过蜜月，当激情冷却后，她也相信自己和高为民曾经相爱过。直到她结婚三年后，胡桑突然出现在西江，她才发现这是个美丽的错觉。
　　那时高为民正当中年，意气风发，一心只想出人头地，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和生物化学系毕业的同学一起，试图研制出一种抗焦虑的药物，但他不知道怎样验证它的神经心理效用。在南京师范大学当讲师的胡桑看到他的论文，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于是，分别多年后，三个老朋友见面了。
　　见面那天高为民很高兴，胡桑和王凤英的心情却很复杂。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王凤英和胡桑坐在酒店里畅谈过去。绕来绕去，王凤英终于把话说了出来：嫁给高为民是因为错觉。
　　“这也是你的错觉。你从小就喜欢高为民。从小你们就很谈得来。从瑞金老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哪个话题你们都很合得来，你们都是工人干部子女。我从小就和你们思想不合拍。”胡桑冷冷地说，“你在喜欢一个人时，常常只记得他的好；你不喜欢一个人时，又忘了他的好，所以误以为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他。这是人正常的记忆错觉。好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历史教材都得换——人也是这样，有时你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所有记忆都要换……”
　　王凤英微微张开嘴唇，透过红色的葡萄酒望着胡桑，这些话像是从遥远的故乡传来。
　　在她温柔的目光中，胡桑越说越觉得心虚，最后他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否定她的感情，便端起酒杯，朝窗外望去。
　　“你知道吗？高中那年一中足球比赛，你跑着跑着就把鞋跑脱了，露出一只袜子，上面有一个大洞，血从里面流出来……”
　　窗外的汽车喇叭“嘟嘟”响着，也许是酒精作用，胡桑的脸红了，他回忆起她那年穿的蓝白色连衣裙，不停给他加油。
　　那一晚，王凤英蓝色的外套下穿着白色的丝裙……
十三、沉没中忘记　
　　2005年5月4日，高为民开车往妇幼保健医院跑去，车上坐着调皮的小明。小明不停地问妈妈去哪了。高为民手握方向盘，一句话不说。
　　下了车，他拉着小明往医院里走，小明以为是要打针，蹲在地上赖着不肯走。高为民心里厌烦，打了他一巴掌，小明躺在地上“哇哇”地哭了。高为民突然感觉无比的失落，他蹲下身，一边掏出那张老照片，一边静静地看着在地上打滚的高小明。
　　两个眼睛和窟窿似的陷下去，白得吓人的皮肤，黄头发……高为民越看越觉得害怕——这分明是一个“小胡桑”！这个调皮捣蛋的丑小鸭怎么会是我的儿子？他不容细想，拉起小明就往医院里走……
　　很多时候，人是在验证一个悲剧。真相常常是可怕的，我们宁愿不知道真相。大部分猪不知道它的终点是一把菜刀，所以它们很幸福。但人常常知晓到生命的脆弱无常，因而怀疑自己的生命是否有意义。尤其是那些机械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眼里，生命是转瞬即逝的物质。
　　孩子常常是我们对抗死亡的最大慰藉，作家可以留下不朽的作品，让意识在文字里流传，但是最伟大的作品也比不上他的一个平凡的孩子。看着你的孩子们哭笑打闹，那些逝去的童年又回到你的眼前，你在孩子身上寄托了所有未来的希望；尤其是当你面临死亡时，看着你身体的一部分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奋斗，你的生命也就有了回归的希望。
　　小明的血型和高为民的相同，这也许是个宿命的巧合。十年后，医学的发展让人可以通过DNA鉴定来确定亲子关系。
　　高为民知道，他在验证一个悲剧。坐在医院外的长凳上等待时，他心焦如焚，就像等待自己的死刑。有好几次，他想冲进去把小明抱出来，回去向儿子道歉。他宁愿放弃一切，只为将生命寄托在小明身上……他踱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医院外面的柏油地停车场上，时值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光秃秃的地面，融化的柏油黏着他的皮鞋。
　　十年前，西江医院的停车场也是这样的，后来他当上了院长，花了大资金让人在停车场上种上一排排树。停车场上是凉快了，但小偷小盗也多了，后来又请来了保安，但那些保安也不大管用——要是盗贼都让保安赶跑了，他们的饭碗还保得住吗？有些保安在晚上也当小偷小盗。停车场的十年变迁大体如此。
　　十年间，高为民得到了什么，失落了什么？此刻，他独自站在太阳下盯着自己的影子看，从来没有感觉如此孤独。
　　“爸爸！爸爸！爸爸！”小明蹦跳着跑出来，拉着他的手说，“站在太阳下会中暑的！”
　　高为民回头笑着摸摸小明的头，蹲下去看他那双深陷的眼睛。然后，他往小明身后看，看见一个女医生双手叉在口袋里，木讷地望着他们。高为民从她眼神里得到了答案，他觉得特别虚脱，不知是否真中暑了。他抱起小明就往自己车上走，一边笑着对小明说：“儿子，咱们回家吧？妈妈很快就回来。”说着，就抱起小明往汽车走。
　　女医生追上去，想把鉴定结果给高为民，高为民摆摆手，钻进汽车。他不想让她记住自己的模样，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高为民想：人必须忘记一些事情；但他痛苦地发现：这个秘密再也无法忘记。
十四、医药　
　　1995年夏天，高为民研制了一种治疗应激性焦虑的药物。胡桑通过实验来验证这种药物的神经心理原理，胡桑发现这种药物会让人失去部分记忆。
　　他跑到高为民的办公室里，警告他：“这种药物不能再使用，他会伤害人的记忆！”高为民反驳说：“这种药物早被证明非常有效，而且没有发现什么副作用！”胡桑说：“它让人的痛苦的记忆沉没在意识流下面，而那些记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片断。如果这些片断丢失了，一个人就丧失了‘自我同一感’。换句话说：他就无法肯定自己从小到大是同一个人了！”高为民不相信胡桑的话，他说：“不就是让人失去一部分记忆吗？胡桑，你知道吗？人一生中要经历很多痛苦的事情，甚至是亲身经历社会现实的罪恶；正是这些记忆让人焦虑，让人痛苦，让人犯罪。如果我们真能够让他们忘记，他们就不会痛苦，这个社会也会少许多犯人！”
　　“为民！你不懂！你以为人的记忆真能失去吗？你只能把人的记忆排到无意识中去。那些记忆只是沉没在意识流深处，你永远无法知道那些沉渣会如何控制你，你跟本意识不到！人的心灵最深处是属于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会知道你做过的一切！”
　　高为民觉得这些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