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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陈忠实文集-第1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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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涮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訚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訚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訚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呆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哒啪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来,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嘘小叹,挪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插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成十年,欺侮了我成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问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唉叹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 
  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成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地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地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儿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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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间小房子


  牛王砭小学座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卯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贬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贬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座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橼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荫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下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初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室的办公室,颇有点依依不舍。三人虽然拥挤点儿,因为脾气相投,处得挺和睦,早晨不怕睡过头,晚上熄灯后可以聊天听闲话,从来不觉得孤寂。 
  学校的东边,有一排坐东向西的小房子,不作教室,只让人住的小房间。南头两间是灶房,接住两间是水房,第五间就是我后来搬入的房子。第六间是原来的工友韩民民的住房,他因为我的替代而升为事务员了,最后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屋。 
  韩民民是从农村招聘的工友,只在扫盲班里粗识一些常用字,会拨算盘珠儿,人却极灵聪。除了打铃搞卫生,因为上级没有拨调专职事务员,每逢开学结业的大忙日子,常是韩民民帮助买课本以及教案、粉笔、墨水一类杂物。他最喜欢的是替校长刘建国传达开会或什么临时通知,到各个房子去说一遍。小伙子年青,有点爱面子,常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根钢笔,小分头用水抿得熨熨帖帖,努力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教员的规格,而不致使人觉得他不过是勤杂工。我的落难,使他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我来打铃、烧水、扫地之后,他就成为专职事务员了。他住在隔壁,杂物却依旧堆在我住的房子里,不腾不挪,每逢给教员发教案、粉笔和笤帚,就到我住的房子里来拿。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尚相信我这个右派不会破坏公物,也不担心我偷盗。 
  “徐慎行——”他过去一直称我徐老师,说不上尊敬,这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习惯称呼。现在他直呼其名了,我也能想得通,“我在供销社把炭买好了,你去拉回来,这是票据。我还要去……”要去办的事自然很多,他很忙。 
  我就拉起那辆学校里甚为宝贵的架子车,从牛王砭供销社把炭拉回来。 
  每一次我做改造汇报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交待不彻底的总是韩民民。他说某日某次我的铃儿晚打了整整一分钟,又说某日我打扫过的厕所里把脏物遗在了站台上,还有某一回的开水没有足滚。他是看见刘校长把鸡蛋冲成了一碗糊汤得到反证的,因为足滚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是呈絮状的。他的揭发往往使刘建国显出不耐烦,大约是他的讨好太显露,又在众人面前,而且讨好讨不到向上。不管怎样,我也无法记清某日某次的铃儿是否准时,水是不是足开,厕所里是否遗落下脏物,我都一律做出诚恳接受的姿态:我一定改正,欢迎大家监督…… 
  出门干活,闭门思过,谁的房子我也不想去,怕因此而玷污别人,于自己也惹是生非。我关住门,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看吊着蛛网的顶棚,看房子里堆得满满的杂物,废弃的粗壮的麻拧的井绳,破了口的蔫瘪的篮球,散了架的克朗球盘,缺杆少珠儿的毛算盘,都从墙壁上,地角里,桌子下朝我瞪着可笑的眼睛。我初来时的寂寞,而今觉得这堆积有用和无用物品的小库房,是我借以安身立命的最恬静的角落了。 
  如果韩民民推门进来取什么东西,我立即从床上翻起来,站到地上,等着他取到东西走出门去,我再闭上门。他进这间小房,从来也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端直而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不恭。我有一条理由可以排解这种疑惑:房子本来就是韩民民的库房,他进自己的库房,自然不必敲门或打招呼这一套麻烦手续了。 
  我躺在床铺上,不由地思索回味我的父亲给我起下的这个名子:慎行,由此又连想到弟弟的名字慎言,以及父亲临别时嘱咐我的座右铭:慎独。言语和行为,在一个人单身独处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只有现在才体味到它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回想在师范学校的生活,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我多么轻狂啊!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个痛快,简直跟疯了一样啊!如果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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