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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

陈忠实文集-第2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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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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