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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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

　　　　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

　　　　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士

　　　　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

　　　　后，他的儿子刘组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

　　　　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碎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

　　　　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

　　　　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

　　　　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

　　　　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

　　　　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

　　　　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

　　　　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

　　　　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

　　　　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

　　　　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

　　　　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夫石之中立下的

　　　　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

　　　　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

　　　　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

　　　　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

　　　　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

　　　　乡，就等于增加J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

　　　　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

　　　　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

　　　　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

　　　　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

　　　　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

　　　　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

　　　　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

　　　　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

　　　　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切

　　　　积欠过久。军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

　　　　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

　　　　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

　　　　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

　　　　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

　　　　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

　　　　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

　　　　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死。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蔬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

　　　　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

　　　　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

　　　　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

　　　　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

　　　　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

　　　　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

　　　　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

　　　　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

　　　　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值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

　　　　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

　　　　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

　　　　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

　　　　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

　　　　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

　　　　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

　　　　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

　　　　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

　　　　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成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

　　　　年之后，仍然还是成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辆。在文

　　　　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

　　　　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

　　　　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超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

　　　　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

　　　　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

　　　　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

　　　　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

　　　　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

　　　　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

　　　　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

　　　　当初的应带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

　　　　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长年以来，

　　　　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

　　　　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对而且这些有限

　　　　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

　　　　军队的粗钢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

　　　　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

　　　　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

　　　　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

　　　　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

　　　　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

　　　　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

　　　　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

　　　　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

　　　　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

　　　　实际的执行却全赖直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

　　　　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治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港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

　　　　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清运由专业化的军上

　　　　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

　　　　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

　　　　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线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

　　　　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

　　　　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

　　　　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

　　　　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

　　　　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股以

　　　　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

　　　　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

　　　　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

　　　　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

　　　　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

　　　　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

　　　　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

　　　　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

　　　　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挺，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

　　　　他所用的按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

　　　　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

　　　　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

　　　　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

　　　　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

　　　　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

　　　　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

　　　　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

　　　　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

　　　　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

　　　　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

　　　　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

　　　　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

　　　　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

　　　　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

　　　　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

　　　　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

　　　　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

　　　　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

　　　　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