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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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月十五日那天国军并没有来，开到基隆港的却是美国的数艘军舰，但这并未减低在基隆码头欢迎国军的热忱。隔天的《台湾新报》接着报道：“是我们的国军！数千名站在岸边满山满谷的欢迎市民忽然喊出来。大家喜上眉梢，一齐高举手上的欢迎旗，但是当看到舰上高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条旗时，原本响亮的群众的拍手开始稍稍凌乱起来，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乱舞起来，用英文高喊着Welcome！”
从这个一九四五年的原初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与落后中国”的二分模式所制约的。然而历史毕竟难以回头，如今只能引为前车之鉴。
岳父逝世于一九九六年，有幸没看到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失去权力，只是一九八二年他在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所隐含的胸中之痛，却仍旧等待如今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后生晚辈来抒解。但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则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统治幽灵的问题。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当年少数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所启蒙的左派分子外，大半都没能从日本殖民噩梦中醒来。他们被严重打击的自信心，在六七十年之后都还未能恢复。这个自信心的沦丧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还传递到他们的子子孙孙而超生不得。由此看来，这“现代与落后”的纠结，不只是曾经为中国提出一条现代化之路的国民党如何重生的问题，更是台湾人民自己如何从这个日本殖民的噩梦中苏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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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逸《读书》2006年第1期
读经之风，民国初期在袁世凯倡导下，曾炽盛一时。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后因知识界舆论大哗，终审被否决。然而尊孔读经之风，在社会上始终未歇。五四时期亦有孔教会，当时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学，延续至四十年代。中小学读经与否的讨论，时起时落，亦未断绝，虽然碍于制度，却有个别学校擅自实行。笔者就读的报子胡同实验小学，曾有一王姓校长在我们班的修身课上，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代替修身课本，讲授四书。不久此人被撤职，原因未明，只记得在周一的朝会上，有几个老师轮流登台慷慨陈词，谴责校长贪污，并当场宣布集体辞职，而此后未闻授经，事在一九四一年。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始终重视儒家道统，尤倡王学。然而民国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离制度，使得民国的读经终未能进入国民教育，而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如今又有人大声疾呼读经，而且涉及国民教育，足见读经与国民教育的关系问题，在今日中国知识界尚未取得共识。
有关读经的争论，关涉两个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即：一、读经本身是否必要；二、读经应否定为国民教育。前一论断是文化问题，后一论断是制度问题。
就文化而言，汉语的“经”并不专指儒家经典，佛道以及各宗教皆有经典。现在所谓“读经”，乃是沿袭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即“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那个“经”。不仅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汉初也是重黄老，汉武定于一尊以后，阳儒阴法而辅以道术的朝廷也并未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将纲常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是颇后来的事。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政治上将儒家（其实是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教）定于一尊，在文化价值的个人选择上，始终是儒释道三家鼎立的自由局面，如果不图应举进仕，读不读经，悉从尊便。如果现在反而将读经定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凡读书受教育必读儒教经典，那将是历史大倒退。这里需要区分读经的两个不同意义层面，即文化与制度。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仪儒家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研读和弘扬自家的经典，乃是天经地义。这与佛家读佛经，基督教读圣经，是一样的道理。在承认人权的社会，任何宗教或准宗教的伦理学派，皆有同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一种宗教或伦理价值，不由信徒来研究和弘扬，由谁来弘扬呢？在此意义上，读经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异辞可言？至若读经的方法，是背诵，语录问答，抑或查经，教理问答等，皆是教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则局外人恐无理由过问也。
然而若将一种宗教或一派伦理或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为国民教育必修课，则必引起争论和质疑。人们可以质问：我们又回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了吗？中国文化从来是多元的，凭什么将儒家纲常定为国民教育呢？你说儒家代表“中国精神”，然而学术界颇有人（如鲁迅）说道教代表“中国精神”呢，怎么能将一种学术假说奉为国民义务呢？“主流文化”的公认定义什么，谁有权利订立主流？如果儒教已然在事实上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什么还争论不下呢？如果说只有儒教代表中国精神或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历代王朝实行阳儒阴法辅以道术而民间是多元文化呢？你能说服所有中国人，把你眼中的儒教当做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吗？
文明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或价值信念、生活方式等全面的社会生活。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而且现在还有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文化。这种大一统文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如西方基督教文化，公元三三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受洗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距耶稣传教已有几百年，罗马帝国民间实际上已经自然基督教化了，宣布为国教，是顺应民心，并无争论。另一种是国家强制推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我们对此并不陌生。文化大一统社会，较之多元自由的社会，何者更能促进人类的幸福和创造性呢？
文化与制度是可分的。例如同一德国文化，在几十年内，经历了法西斯、共产主义、宪政民主等很不同的制度。中国王朝时代大体上实行了多元文化，而现代的宪政民主在法律上保障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竞争。在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熟悉多元文化的国度里，是进一步实现宪政民主保障多元文化的繁荣呢，还是实行政教合一大一统的万马齐喑呢？如果设儒教为国教，其他宗教怎么办？强迫喇嘛、和尚、尼姑、道士、司铎、牧师、阿訇都去排班祭孔吗？强迫实行大一统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后果是什么，稍读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强迫读经，其实是强迫实行意识形态大一统。
什么是真理？真理有事实的真理和价值的真理。事实真理是人类普遍感知的内容，经过公认、规范的描述方法和验证手段，在实验室和人类经验中经过考验，成为个人和社会可以据以行动而期待明确后果的知识，而且只是对真理的接近，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修订。所谓价值真理，并不说明客观情况的真相，而是人的价值判断或信念，没有公认的描述方法和验证手段。康德称知识的原则为纯粹理性，而价值原则为实践理性。他力图证明普遍的道德律，却未获哲学界的公认。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宗教或伦理“真理”获得公认，如科学定律那样。真理的“真”，是指在语言陈述（理）之外的可感知可观察可验证的现象，对于人类经验而言的可靠性或真实性。事实真理以人以外（而与人的行为相联系）的客观现象为对象，而价值“真理”则仅对应于人的行为。既然如此，则普遍可靠的价值真理是对应于人类历史整体的真实性。而人类历史的整体，起止于何处，岂是我们所能观察和得知的？故以任何人类局部经验和智慧得出的价值判断，皆非普遍可靠的价值真理。这是价值真理与事实真理不同之处。人类社会不是执行天理、上帝旨意、历史铁律、绝对理念或普遍可靠的价值真理的场所，而只是凭借人类有限理性和经验而寻求幸福和建树理想的实验场或试错场。这是一句非常辛酸的话，是经过人类长期凄惨经验和痛苦思索而得出的教训。唯其如此，故对待人的生命，及与生命和幸福息息相关的事情，包括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安身立命的信仰、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要慎之而又慎之也。
前年在北大演讲《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的时候，有一同学说，他从属的民间组织在乡间教儿童读儒家的童蒙课本。我说，好极了，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我的意思是说，不涉及国民教育和公民义务的，自愿的“传教”和受教，发扬一种传统信仰或智慧，皆是好事。传统文化应受法律保护和舆论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任何流派皆有同等存在、发展的权利，也有同等衰落、淘汰的可能。发扬，要靠信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由地弘扬，但不能依靠政治权力压制排除其他流派。现代社会不要国教。至于国民教育，则应以已知确切的基础知识为教材，进行启发式教育，不灌输任何教义教条，以待理性成熟之后自由抉择。传统教育怎么办？应简略全面介绍传统各家的基本智慧，知道民族的历史成就，不传一教。公德教育怎么办？现代公德不是某一派的伦理，而是一切伦理的伦理，即公民自由权利的信念。知道自身的自由权利是什么，并且确信这也是一切人的同等权利，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尊重自由的主体——有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这就是现代国民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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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苏《读书》2006年第3期
近些年来，媒体上有关灾难的报道最多的莫过于矿难了。据说它的发生频率之高，死亡人数之多，已达世界之最；而吨煤产量与死亡人数之比，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值。众多人道主义者在呼吁拒绝带血的煤，多方高层领导人士在制定各种严厉措施，但内中诸多天灾与人祸的复杂因素，让矿难构成了中国屡禁不止的又一怪圈。聊可自慰的是，这也许并不是人们所担心的愈演愈烈，而是证明了我们的知情权越来越得到尊重，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了，预示着解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这么说的依据来自我的文学阅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矿难、矿工的生命值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远不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位作家，以他亲身经历向我们描绘了二十多年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矿工生存问题，惊心动魄地讲述了他们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渺无声息。那种文学的力量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染力，是今日一些冷漠客观的统计数字无法企及的。
一九八二年，他奇异地因了一篇稚拙地反映此类生活的作品而获得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不是靠声名——当时的他还是一个整日生活在八百米深处、没有被社会承认基本身份的矿工。知道他名字的除了工友、乡邻、亲戚，最多也就是看过他小说的寥寥几个文学中人。他也没有可以仰仗的文坛势力，因为刚刚进入新时期的文学，还没能来得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文坛上的地方军团远远出现在那之后。不但作者地处偏远，这篇小说首发的刊物也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不感谢当时较为纯净的文学环境，给了许多初出茅庐的人更多的机会。不像后来逐渐形成的主流话语漩涡，让一些身处边缘的人或文化被越推越远。后来的他，尽管写出了仍旧可以振聋发聩的小说，却难以再进入渐次形成的文化中心。这种命运不是个别的。考察后来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分布，我们会发现，以各种方式进入权威视野，是获取承认的必须而且重要的第一步。选择的方式，可以有潮流化、类别化、主义化、集团化，以至达到中心化的目的。而与此同时，也就往往成了消弭文学最有价值的多元性、个人性、创造性、独立性的过程。
我说的这位作家叫孙少山，地域归属为黑龙江，那篇获奖作品叫做《八百米深处》。此后他的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被地方文学的研究者称作“黑色系列”。他的小说在描绘矿工生活残酷性的时候，赤裸到不加掩饰的程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这种写实，而在于超越性的哲学层面上的追问：人类生存毫无平等性可言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在对现实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只好愤怒地指向了难辞其咎的上帝。在《黑色的沉默》这篇小说中他这样写道：
矿井是上帝的口袋，他在这口袋里，放了一枚银币，一些贪财的人看见这枚银币在黑洞洞的布袋深处，闪着光，便不顾一切危险下去捡。对于这些贪婪的人，上帝毫不吝惜地用火焚烧他们，用毒气毒害他们，用地下水灌他们，用石头砸他们。但人类总经不住这枚银币的闪光的诱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前头无数的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口袋里，还是不断地涌进去……
上帝你误会了，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些贪财的人，但不可以说是一种罪恶，你把每个人挖出来考察一番，你会发现他们一生没吃过好的饭食，没住过豪华的房间，没穿过好的衣服，没坐过舒适的车辆，甚至没吸过干净的空气，没沐浴过太阳的光辉，他们终其一生没消耗过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他们所有的“贪婪”只是为了获取一些基本的生存权利。他们的无奈甚至成了高高在上的人们无视他们的理由。在作者悲愤的控诉中，上帝，成了人类过错的承担者。
无奈的人们是无助的。在《八百米深处》中，他描绘的就是处于无助之中的人的自我救助。正是在这种自我救助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尊敬的人性的力量，那种顽强得令人吃惊的生存能力。
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场矿难过后，五个矿工被埋在了地下八百米深处。他们从未指望过外力的救助。即使有，挖到这里时，他们也早成了一堆白骨。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一丝侥幸上，靠自己的力量，打开的一堵矿壁，也许能从被废弃的相邻矿井中找到一线生机。
一个讲述得很笨拙的故事，却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必须面对的三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困境的解决就意味着人类的胜利，所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小说要歌颂的就是人的不可战胜。这篇小说所具有的品质，所探讨的问题，在同期的获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得小说能够让人忽略它的太无技巧的叙述，太过愚直的结构，毫无文采的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刻内涵。一种对生存方式的来自生活的哲学思考，对形而下的人群的最形而上的认知，对他们的最朴素的价值观的肯定，最终，集合成对人性、人的力量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