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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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联”在二十世纪又面临过两次挑战，一次来自“国际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或Wobbly），另一次来自“产联”（CIO）。但是“劳联”在这两次挑战中都战胜对手，得以维持垄断的地位。分裂原则战胜了团结原则，小团体利益高出了阶级利益。“劳联”何以屡战屡胜？因为有来自几方面的援助。以劳联—产联之争为例：首先，他们有老板的帮忙。按照美国的劳动法，资方一旦与一个工会达成协议，别的工会就不能插足。如果必须和工会打交道，资方当然愿意和松散的、腐败的“劳联”打交道。第二个援助来自黑帮。一个本部在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中的好些工会。在和产联的斗争中，黑帮分子绑架和谋杀了产联的进步分子，指责产联有共产党人的渗入。劳联的第三个资源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执意认为黑帮不是问题，而主要监视产联进步分子的活动，捆绑他们的手脚。二十年的斗争以劳联—产联一九五五年的合并告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会结构环环相扣的几个特色。我根据费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总结。其一，各工会享有“独家谈判权”的领地特色。美国的法律在劳资关系上规定，不允许不同的工会在同一个行业或企业同时组织工人，工人们只能由某一个特定的工会独家代表，与资方谈判，签劳动合同，每一劳动协议里都包含有这一条。这为某行业或公司成为某个工会的“领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运史学家约翰·康门斯（John
Commons）一个世纪前曾警告：“工会有可能成为资方的爪子，工会干部可能腐朽变质。”不幸言中。
其二； 联邦性质的宏观架构，旗下是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各自为利的众多“利益群体”。两万多工会成了众多利益群体的代表，每一个都是和资方协商的小群体，从大局来看，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分化和破坏了工人的整体团结和整体利益。除非美国的工会下决心突破体制，否则在现有体制下举行全国性总罢工，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工运内部就有人指出，两万多工会就有两万多个合同和两万多个合同终止期。美国工会80％的资源由地方工会掌握，而以行业、地盘利益划分的各工会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力量挑战大公司集团，用费奇的话说，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也做不到。
工会的“利益群体”性质也体现在工会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强化与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彼得·邝指出：“历史的教训是明摆着的。工会排挤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使得移民工轻易成为资方的受害者，被老板们当作便宜的、顺从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工会对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得以不断延续，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结果是移民工人没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削弱。到头来，资本则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诈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最原始的工会运动垄断了局面。
其三； 工会具有多层的庇护结构，摆脱不了黑帮的渗透。费奇的书中有关于大工会领导与黑帮勾结的大量材料。比如，一九五七年美国顶级黑帮人物在纽约州碰头，在场的五十六个人中二十二个是工会领导。我的读书心得是，如果工会的职能仅在于向工人索取会费，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帮也能做到这些，只要把会费的名目换成保护费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盘垄断的结构上和提供“保护”的功能上，黑帮和工会有相通之处，黑帮对工会的渗透也就不奇怪了。费奇认为黑帮掌权的工会代表了庇护体制的最高形式，工会沦落为一个多层的庇护结构。
其四，工会领导和资方共谋，工会成为就业信托。费奇指出，美国工运史的主旋律是劳资合作，而不是劳资冲突。为劳资合作付出代价最多的是广大普通工人。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老板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通过它掌握的“劳工雇佣厅”控制工人就业的渠道。这种情况在技术工种中尤其普遍。因为掌握工人的就业渠道，工会领导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领主。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这样，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这样的结构性关系表现出了工会领导放弃了劳工整体的立场和原则，参与维持——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另外，不必奇怪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领导层路线原则的败坏和领导们个人道德行为的败坏相辅相成。美国工会领导们的腐败伎俩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工会和资方有协议保证一定的工会会员就业比例，那么，资方就贿赂工会领导以求其出卖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这样资方可以不理会劳动协议上规定的雇用条件和工资标准，从外面雇用更廉价的非工会会员工人，顶替工会会员。自然，领导层是会得到好处的。再比如，工会领导还可以迫使会员工人接受非会员的工资标准，等等。一个具体的例证：纽约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厂是血汗工厂，但是有工会的成衣厂中却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厂，这些工厂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时工资一两美元（一九九七年来法定最低工资为五点一五美元）。那么，工会对保护工人利益有多少用处？
其五，工会作为“就业信托”不仅丧失了组织工人的动力，而且还有瓦解工人的作为。在现有的工会结构条件下，因为工会作为“就业信托”掌控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工会领导就没有兴趣招募会员。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会员就意味着让他们和已有的会员抢工作。工会不仅不能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许多控制行业就业机会的工会（建筑、码头货运业等）在成员内部不仅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反而在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制造收入等级制，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制造等级制，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有些工会把工人们划为甲级、乙级和临时工。甲乙级工人的工作有保障，临时工则在头无片瓦的停车场等待每日的工作机会，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为乙级工人。工会本来应该把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减少资方意志对工人们的控制，但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结构却把工人阶级瓦解了，更别提许多工会领导接受老板的贿赂，更加不理会组织工人的事。综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国工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劳动法（因为资方可以不受制约地解雇工会组织者和支持者）和资方的阻挠这些外部的阻力，更是工会体制本身决定了它对组织工人没兴趣、没动力。按照现有的工会的体制逻辑，组织工人不划算。美国工运的问题不是缺乏工会，也不仅仅是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是有工会也常常不顶用。
其六，领导和会员的关系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费奇认为领导和工会会员关系的变质是工运问题中最深刻的问题。
其七，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姻：无广泛政治成果，有领导层相互利用。对美国两党竞选的金钱贡献以大财团为最多，但是工会也不示弱。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大公司大财团对两党的投资是脚踩两只船，往往是六成给共和党，四成给民主党。工会则基本上贡献给民主党。工会为二○○二年的竞选出资一亿美元。这一亿美元是否能给普通工人带来好处是很可疑的。费奇总结说它带来的好处有这些：为这些个别的工会提高它们在劳动协议中的价码；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有时不惜以损坏其他工会的利益为代价；工会领导给自己花钱消灾，希望躲过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个献金榜上有名的劳联工会当中，三个工会的主席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受到过联邦犯罪嫌疑调查。
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是不是因为他反工会呢？费奇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他谴责道：美国什么时候会有像欧洲（比如法国、意大利）工人这样的总罢工？是一八七七年那次（The Great Revolt of 1877）？还是一八八六年那一次（The aftermath of the 1886 Haymarket Riot）？费奇喜欢拿美国工会和欧洲的工会相比。虽然着墨不多，但是观点很清楚：即便欧洲工会不是典范，至少欧洲工会没有美国病，有能力推动和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工潮。欧洲的工会领导层虽然有坏苹果，但却不是集体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虽然欧洲的工会有官僚主义，但由于工会不掌控就业机会，工会干部就不能成为工人们的恩主。欧洲的工会不强迫工人加入，也不从工人的工资里扣除会费。费奇从法国的工会同事那里了解到，法国工会的干部要到工人当中去请他们自愿购买一种小票，收集到的小票转化为干部的收入，工人们对工会干部的工作是否满意、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就看他们是否愿意购买小票。据这位法国工会的干部介绍，他的月收入大约二千四百美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的收入，可是他说：“我们（干部）穷，但是我们有战斗力。”
那么，“工会民主”能够使美国工会走出困境吗，能治愈美国工会的美国病吗？费奇的翔实分析展示了美国的劳工如何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上下左右内外条块地分割。针对这个问题，“工会民主”，这个大多数工会改革家使用的口号，就显得空洞而肤浅，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使某些地方工会内部比较民主，但以利益群体为核心、条块分割的宏观架构本身却阻隔了工人之间广泛的认同和联合。事实也证明，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那么，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为什么作为工人组织没有能够克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呢？费奇认为，与欧洲的工会相比，美国工会的困境来自于画地为牢的半封建领地性的体制问题。这一分析似乎在提醒我们，工人组织相对于农民组织的先进性是潜在的，却不是必然的，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美国的工会组织奇特地复制了类似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十九世纪法国农民的状态：“它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它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而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相加形成的。”然而，不同的是，如果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十九世纪法国小单位农民的袋装马铃薯式的社会生存状态，那么，美国小单位工会的袋装马铃薯式的体制则来自于美国的法律、政府、资方对原始的行业工会的扶植和栽培。劳联屡屡战胜新型的劳工组织对它的挑战，和这种扶植分不开。
这里我还要谈一谈费奇的书的欠缺。费奇分析的重点在于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及其后果，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就是缺乏对美国工会的政治分析。我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问题和局限，这个局限也使他不能更充分地分析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当然任何著作都应该有所侧重，但是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美国工运界已经有人士提出。二○○五年三月的《每月评论》发表了十一位美国工会活动家的联合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工会的未来：面临二十一世纪，重建工会运动》（Kate Bronfenbrenner； Donna DeWitt； Bill Fletcher； Jr。； et al。 “The Futur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S。： Reinventing Trade Unio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56：10）。作者指出，工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会能不能迎接挑战，成为与非正义做斗争的武器，还是沦为帮助其会员减轻些遭遇资本主义痛苦的机构？”文章接着提出：“工会运动的信念究竟是什么？”这表明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问题首先不是美国工会有没有战斗能力的问题，而是工会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工会的定位问题，是有没有战斗意识的问题。作者们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劳工运动讨论中没有明确的说法。我的浅见是对工会体制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推进到政治问题的分析，那么对体制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彻底。应该说，费奇的分析对于我们探讨美国工会的政治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使我们看到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政治问题是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共生关系。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对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一个总体的判断，我们也就不大容易了解美国工会的海外运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劳工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工帝国主义从劳联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儿就开始了。劳联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海外活动，维护美国国家政权的利益。其中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一九一○
—— 一九二○）从事反革命活动，支持和维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立“泛美劳联”（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来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二战”期间劳联起先是反纳粹，后来就反共产党，而当时共产党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种运动中是主导力量；“二战”以后，冷战期间，劳联在意大利和法国积极反共，随后在整个欧洲反苏。这些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在拉丁美洲，通过“自由劳工发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AIFLD）； 劳联支持和参与推翻了几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非洲，通过它的“非美劳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 劳联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亚洲，劳联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亚美自由劳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韩国和菲律宾展开活动，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对于劳联—产联的缩写，AFL…CIO，人们戏称为AFL…CIA（劳联—中情局）（Kim Scipes； “Labor Imperialism Redux？： The AFL…CIO’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5；” Monthly Review 57：1，May
2005）。
一九九五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