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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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是受害者的受害体验和记忆给我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仅仅被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促使我在之后的几年一直置身于受害者记忆的研究当中。　

　　人类学在研究时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是说，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搞清其机制。大体来说，我是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的，不过，人类学里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几年间，我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受害陈述书，访问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我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虽然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我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写的回忆录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我还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等等。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这对我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阅读受害陈述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写明了在去哪儿、做什么的时候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平日里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斯金纳（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分析。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就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我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感到这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分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等有关心理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亦学习和参考了心理学、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　

　　在边调查边思考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战争受害研究的视点。　

　　第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多以国家为单位，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战争，我则更关注受害者个人，仔细探讨他们的受害经历，从微观起步去思考战争受害，在不舍弃具体性的同时去注意把握整体性的规律。　

　　第二，前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利用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组织的文字资料进行，战争受害研究则更依据民间的、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述，也可以说受害者们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战争受害研究的最基础的部分。当然，也参考历史档案资料，相互参照。　

　　第三，在对战争受害做实地考察时，不仅搜集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还要了解这些事件对受害者的心理和内心世界产生的影响，战争受害留给人内心世界的伤痕，还有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注重战争的直接破坏后果的话，那么后者则将间接性的战争破坏，即将战争暴力与既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连锁性破坏也导入视野，对暴力的连续性机制加以分析。　

　　二○○○年底，我将自己当时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证言，并走上东京地方法院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作了证。二○○四年向东京高裁上诉时，应原告团和律师团的请求，我又向东京高裁交上了第二份证言。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两份证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　
　　　　　　　　　　　　　　　　　　　　　　　　　　　　　　　　　　　　　　　　　　　　　　　　　　　　　　　　　　　　　　　　　　　　　　　　　　　　　　　　　返回目录战争受害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
　　　　　　　　　　　　　　　　　　　　　　　　　　　　　　　　　　　　　　　　　　　　　　　　　　　　□聂莉莉《读书》2006年第9期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者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状况以及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着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我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李丽枝∶“灵堂三拜成了我们的结婚仪式”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十一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交易货物的热闹大厅，横躺着亲人们的尸体，两位雇请的师傅也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已碎了，想哭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前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旭章呆若木鸡，脸上涨得发紫。我生怕他晕倒在地上，或者无法抑制地扑向父亲的遗体，那是最危险的。　

　　…………　
　　旭章拉着我的手，向公公的遗体拜了三拜，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非常留恋而又不敢逗留的家。　
　　这灵堂三拜，就成了我和旭章结婚的仪式。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正是我俩的预定婚期。　
　　两年之后，旭章和丽枝又回到了石公桥，重新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旭章参加了工作，在供销社。旭章的同事、同是石公桥出生的黄岳峰老人对我说，遭受了这场巨大的打击之后，旭章的性格变得很内向忧郁。有一次他忍不住对黄岳峰说，“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而我家谁都不在了”。　

　　六十年代初，郁郁寡欢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旭章自杀了。虽然旭章死于鼠疫发生近二十年之后，但不能说他的死与细菌战受害没有关系。　
　　直到今日，石公桥人讲起那场鼠疫，还总会提到丁家和丁旭章。　

　　　
　　王吉大：“父母死后生活中最难的是……”　
　　我在阅读陈述书时，注意到德山乡茶叶岗村王吉大家的受害状况。王吉大的父母和弟妹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死于鼠疫。当时，王吉大十岁，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妹妹。　
　　我很想知道他们兄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我访问了王吉大。　
　　对我提出的“后来怎么生活”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回答，“家里有点田，请叔叔代种，秋后叔叔给我一些粮食。另外，我替人家放牛”。　
　　“那么，你们兄妹都还是孩子，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吗？”对这一问题，王吉大依然回答得很平静，他告诉我，的确有些事让他很为难。　
　　父母死后，晚上睡觉时妹妹总是哭着喊着找母亲，哄她睡觉是我最为难的事。过了两年，终于好些了，但是半夜里她还是经常哭醒。　
　　其次为难的是，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母亲做的鞋子渐渐地小了，衣服也穿破了。我们兄妹一年到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有，让我为难的是，妹妹要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没有送她去。我好歹父母在世时还上了三年小学，而妹妹一天也没有上过。她到现在还在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睡觉、穿衣、上学，对这富庶地带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本来是些平常的事情。可是由于细菌战的受害，突然失去了父母之后，这些就都成为了战争孤儿的难事。王吉大的难处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我们这些没有遭受过战争伤害的人不禁为之打动，产生与受害者个人之间的共鸣，触发了我们对历史，残酷的战争历史的想象力。　

　　我感到，王吉大失去父母后的生活回想也是一种战争受害记忆。这种记忆，虽然不直接对重构细菌战受害情景有所帮助，当时还是孩子的王吉大，对父母死时的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是“生活经验型”的记忆，是我们在理解战争受害时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对我们理解战争受害的真实意义，理解战争对家庭、对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是有说服力的。　
　

　　　
　　伍家坪村朱方正：“死人往村外抬都抬不赢了”　
　　芦荻山乡伍家坪村是遭受鼠疫之害后，从此一蹶不振的村子。　
　　我访问了这个竹林环绕水田相接的小村庄。村民朱方正（一九二一年生）老人告诉我，“朱氏的祖先于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成了当地的望族。鼠疫发生前，伍家坪朱氏有近六百人口，家族地盘五万多平方米，村内的住房整齐有序，四门八巷，就像一个小城堡。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发生瘟病后，族内死去二百零一人”。　

　　下面是朱方正在陈述书中详细讲述的鼠疫发生时的惨景。　

　　族人朱堂儿在常德城里染上瘟病，由另三名族人护送回来了。当晚，朱堂儿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就这样不到几个小时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帮助料理后事。把死者葬在前山（朱氏的祖坟地）。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泪水未干之际，病情继续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多的一家死六七人，少的也死一两人。活人刚把死者抬上山，回来自己也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个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去，挖坑都挖不赢了。于是，就在前山挖大坑备用。　

　　刚开始时，是八个人抬一副轿，之后变成了四个人抬。棺材没有了，就由二人用木板抬，木板也没有了，就由一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安葬。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临死者，活着的人说，“你快点断气吧。等会儿连抬你的人都没有了”。　

　　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少的葬二三人，多的葬四五人。　
　　那凄惨的情景，真叫人魂飞魄散。　
　　鼠疫发生后，朱氏族人一部分迁走一部分外逃，村里只剩下十几人，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其后，出去的族人大部分没有返回，许多人杳无音信。后来，村里陆续迁进了一些来种地的外村人，但土改时的人口也不过四十余人。而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九十年代末，伍家坪的人口仍不过是九十几人。　

　　战争给宗族和地域社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蔡家湾：只留下物证的“记忆”　
　　鼠疫受害更甚于伍家坪的，是蔡氏宗族聚居的蔡家湾，真正如“灭绝”一词所形容的，整个村整个族被完全地毁灭了，九十九户三百七十一人的蔡氏，除蔡运成一人外全部死亡。我访问了运成的妻子牟文秀（一九一四年生）。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蔡氏宗族里发生了鼠疫，因运成在寺庙里当伙夫躲过了这场灾难，全族人都死了。现在，虽然这一带还叫蔡家湾，蔡家山，蔡家榜，连土地公都还是“蔡家土地公”，但姓蔡的只有我们一家了。　

　　蔡运成也已谢世。他的儿子文龙带我到蔡氏的祖坟地蔡家山，那里还保留着几处蔡氏的祖先坟，依稀可辨出墓碑上刻着葬于嘉庆、光绪年间的字样。　
　　　
　　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