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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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是，日本的风俗是视死者为佛，无论他生前是积德还是造孽，人死了，一律平等。但是，在日本真正体现了这个风俗的，绝对不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靖国神社，而是那霸的这个和平公园。当年小泉刚刚就任首相，正为选择哪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而踌躇的时候，曾经来到过这个公园。小泉面对在墓碑前并肩默哀的美国军人和日本平民，面无表情地站了一会儿，既未献花也未参拜，掉头走开了。
我问冲绳朋友这个公园的缘起。他们告诉我说，九十年代后期，当时的冲绳县知事到美国访问，发现美国人纪念二战的阵亡者，只纪念自己人。这位知事发愿，一定要在冲绳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纪念死者的纪念公园。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克服了当地人的对抗情绪，终于建立了这个地方。我在街头探访冲绳人，得到的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说他们从来不去这个地方，冲绳人自有自己的祭奠之地；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但是也有人认同这种方式，他们的说法是，人死了，不会再作恶，一起祭奠供养，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猜想这公园的缘起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种解释，政治的，策略的，经济的……然而缘起并不一定可以解释一切。当这个公园落成、这种祭奠形式出现了，它就开始脱离那个成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我不能把这宽容的墓碑和边野古的抗争，和冲绳人在“基地经济”中的苦恼困惑分割开来看待。当美军不顾冲绳县知事的抗议，在冲绳的金武町展开城市实战演习，让这个小城镇充满枪炮声的时候，当边野古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能阻止美军的水陆两用装甲车沉入海湾污染那片纯净海域的时候，当频发的美军士兵针对当地幼女的性暴力破坏着冲绳人日常生活安全感的时候，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冲绳人想到要去破坏那个象征着平等和宽容的和平公园？或许，在冲绳人的政治本能里面，蕴含着比单纯的愤怒更为深厚的情感和判断力？
这也正是我在上海思索的问题。引起我这份思索的，是一位上海的近现代文学史专家引我参观当年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故居和左联纪念馆等历史遗迹时的介绍。这位熟悉上海人文地理的学者引导我确认了鲁迅在上海先后住过的三个寓所和藏书室，指点了鲁迅每天从家里走到内山书店的那条隐秘的小路，告诉我鲁迅如何在白色恐怖状态下到那里接待客人并接收信件。他还一一告诉我左联作家们的故居所在。这些故居，除掉鲁迅去世时的那个大陆新村九号公寓还保留着之外，其余的早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上海市文物局钉在墙上的牌子显示着这些老房子里面隐藏着一段历史。我惊讶于这些故居相距那么近，就连鲁迅的三个故居和他用日本人的名义租下的藏书室，也彼此相隔不远。问起缘由，那位学者指点着离昔日内山书店不远处的一个挂满银行招牌的建筑说，那是当时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因为有了它，周围充斥了大量的日本侨民，使得国民党特务来这里活动不太方便。鲁迅在上海的第二个寓所，拉摩斯公寓，就在这个恐怖建筑的对面，鲁迅每天从窗口就可以看到对面岗楼上日本兵换岗，也曾经在“一二八事件”的时候被从窗口打进过一颗子弹。而正是因为这里可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集结了中国那个时期的左翼作家们。他们相邻而居，往来于并不安全的日本人聚居区，从事着艰难的文化救国运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被用来掩护了中国的民族魂，在那充满各种陷阱的战争时期，生活在上海的普通日本人并不一定是朋友，也不一定因而是敌人；同是中国同胞，也并非全都可信，更何况“借刀杀人”的把戏随时可能上演。在这危险的不确定关系中，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中国进步知识人，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猜疑，什么样的压力？而在日本海军司令部旁边生活的鲁迅，在他晚年与日本人的密切交往中，究竟如何处理信任与警惕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他在那个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究竟是如何感知“日本”与“日本人”，如何在他的文化政治选择中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的？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弯弯曲曲的弄堂里，我竭力分辨着昔日的气息。虽然试图进入那段历史谈何容易！阅读资料里的掌故，复原历史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在鲁迅寓所通向内山书店那条狭窄弄堂的两壁之间，体验那个时代极度的紧张？我记起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里的调侃：“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还有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过即使是仇敌的优点也要学习之后的一段话：“我相信自己的主张，绝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我只是在通向内山书店的那条弄堂里，才真正进入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下的这些调侃，理解了那调侃并不仅仅出于他对无端攻击的愤怒，更是出于他对于在历史状况中进行政治选择的坚持。在国家存亡日益成为现实问题的严酷时刻，鲁迅的坚持，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民族立场”，而是对于比这个立场更为深刻的“拒绝做奴才”的坚持，是对于在不自由状态中艰难地创出“自由”的坚持！
或许只有在和平的年代里，感觉方式才会被培养得直截了当。也或许只有在可以从危机意识中掉转身去的时刻，观念才会被看成实实在在可以坚守的东西。在上海虹口区那个繁荣热闹的下午，我遥望着昔日日本海军司令部房顶上那个特意保留下来、因而与周围景色明显错位的破旧岗楼，似乎懂得了在遥远的那霸和边野古所发生的、不能以“对抗美军基地”简单加以概括的那一切，并且懂得了，那不能以透明的方式诉诸于概念加以传达的，才是历史，而这不透明的历史，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
今天的上海人引为骄傲的，或许不是虹口区那些牌牌之后需要想象才能呈现的一段历史，而是浦东那可以直接触摸的现在。当八十八层的金茂大厦把世界上各大都市的名字按照方向和距离写上观光厅八方玻璃窗的时候，我产生了世界在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幻觉。在金茂大厦顶层，我没有找到“那霸”的字样，但是面向东南，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感觉到它与上海、与中国息息相关。当中国人还在想象和呼唤美国式民主和法制、把它幻化为透明的理念时，冲绳正在真实地承受着这并不透明的“法制”的蹂躏——竹内好说过，西方内部的平等是在认可对亚洲、非洲的殖民掠夺基础上的平等，这样的价值不可能贯彻到全人类！而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克服危机的有效进路？如何不纠缠于肤浅的立场之争，不简化地挪用被抽象之后失掉历史含量的那些西方观念，从而打造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所需要的价值判断？
我在那霸曾经遇到过一位喜爱竹内好的冲绳知识分子。他说，当年他在竹内好那里曾经找到过投身学运的能量。在本土日本人还在疑虑把冲绳称呼为日本一部分是否有失政治正确的时候，这个冲绳人却似乎并不计较竹内好是个日本本土知识人。他说，因为他在竹内好那里得到过关于中国、关于革命的最好想象。今天，冲绳承受着多重压力，把美军基地赶出去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角冰山。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和平公园的墓碑才得以与边野古的老妈妈对自由的渴望一起，承载同样的一段历史。当我在上海走过鲁迅当年走向内山书店的那段百米多长的石板弄堂时，我同样感受到了多重压力之下那绝不单纯的历史，感受到了鲁迅思想遗产的丰厚。而或许正因为这连续两个圣诞节的经历，我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感觉，对于鲁迅与竹内好的感觉，不再能以截然分开的方式并存，它们缠绕着却又各自独立，抗衡着却又不断转化，在跃动着纠葛着的历史关系中，从那霸到上海，我依稀看到一个艰难延展着的思想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开掘关于“中国与日本”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重新开掘在现实危机意识中潜藏着却未及生长的政治。
返回目录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
□韩毓海《读书》2006年第4期
第一次看到竹内好的照片，就为他明亮的双眸和专注的神态所吸引，这种思想者特有的目光仿佛在吸引和召唤着挑战者、批判者。
竹内好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理所当然有一层更为特殊而敏感的意义，这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问题，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
我认为，竹内好战后的思考从总体上说就是：对于昭和思想史——这一段“战争思想史”、“暴力思想史”之“纯洁性”的辩解。
竹内好无形中给人一个印象：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从“近代思想”的意义上说，日本却没有过失败。因为正是在竹内好为之心仪的“近代的超克”的视野中，太平洋战争才被解读为笼统的“亚洲”反抗西方列强的战争，是对“亚洲”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唆使下进行的甲午战争，在英美军费贷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战争，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为“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圣战”，而且，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它没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扩展的意义。
正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从维护思想的复杂性、神圣性的角度，在总体上维护“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无论谈论三十年代日本左翼还是谈论竹内好，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
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源于其“近代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近代超克论”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从一九四四年写作《鲁迅》到一九五九年写作《近代的超克》，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他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一八七七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十九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因而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和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层武士，并借此彻底废除了武士制度，而西乡隆盛，则于一八七七年九月毙命于鹿儿岛的汤山。
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悲剧性地对明治政府发动了“革命”，他因此就成为近代“革命”的象征。也正是这“最后的武士”的形象，成为竹内界定一切“战士”和“革命家”的尺度。甚至可以说，竹内好在谈论近代革命家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谈论“最后的武士”。
当竹内好把“西南战争”视为日本近代的开端，他其实就是这样把日本近代史置于一个“西洋－亚洲”对立的危机结构中去了，而所谓“超克”，首先也就是直面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危机的方式。于是，在竹内好那里，无论鲁迅还是孙文，其实都不过是西乡隆盛的影子罢了，这也正如近代中国历史不过就是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子。
所以竹内才这样叙述中国近代史：
日本的西南战争与政治文学之关系，如果把时代错一下位，那么就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事件之与政治文学的关系很相像。如果这种比附成立，那么尽管情况有别，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一样，把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联系起来，也就并非生拉硬套了。或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关系也和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很相近。
在这里，竹内好首先是把鲁迅和孙文当作民族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来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他对于鲁迅和孙文的最大误解也恰恰就在这里。首先，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孙文更是一个强烈的世界主义者，（这甚至构成了孙文与他的许多革命同志的重要区别，以至于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一直批判孙文是个“美国人”）。也许与竹内好更重要的不同是，孙文毕生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笼统地成为对于“西洋”的否定，这正如鲁迅被视为现代中国的“良心”，但是鲁迅本人却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竹内好偏偏漏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就是日本的侵华政策，而且，更是因为五四运动首次将中国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将争取民主的运动与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样，五四运动其实也标志着日本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全面失败之开始。五四的两个口号“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日本看来不过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中了美国和俄国的圈套，意味着中国开始“离开亚洲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