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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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苏俄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利和美国在亚洲遏制日本的政策调整，日本感到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正是这种挫折感和失败感，最终理所当然地要通向“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或者，按照竹内好的说法，现在只有靠日本自己来坚持“亚洲的原理”了。于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大东亚战争”正是因为其“失败”，才成为一场真正的解放和革命“战争”。而这才是三十年代末期“亚洲原理”、“超克论”在日本兴起的真实语境。
更令人惊讶的是，竹内好认为：在战争的语境中提出所谓“近代的超克”，“这既不是来自自己心底里潜藏着的反战、憎恶战争的心情，也非源自于讴歌战争、欢迎开战的情绪，而是日本这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一种将我的心诱向那种悲哀的无可言说的悲哀”。
当然，“近代日本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悲哀”，这样的说法更是一个洞见，不过，这种“悲哀”抽象地说，就是近代日本一直处在“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的挣扎之中，然而，更深入地说，近代日本最为“有苦说不出”的窘境（悲哀）其实就是：近代日本这个“蛇”，先是被西方列强鼓励、纵容，力图去吞掉中国和俄国这两头“大象”，而当它被死死卡住的时刻，西方列强却突然出手，猛击其七寸。这就是“近代日本这一存在”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之实质。
今天的“竹内好主义者”为了强调竹内好“近代超克论”具有超越现代的先进性，为了推崇竹内好对于整个现代性反省之深刻程度，总是力图撇清竹内好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撇清”，也总是通过强调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彻底的反省态度来达到的。但是，在我看来，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的反省，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争有什么反省。
当然，竹内好从来没有拒绝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史进行反省，他的思想与拥护天皇制恐怕也没有什么简单的联系，相反，站在西南战争和武士义理的立场上，他确实是“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的积极倡导者（为此，他才提出了“西南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另外一个开端）。不过，如果根据竹内好的逻辑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进行反省，那却意味着：必须反省自己对“最后的武士”的遗忘和袖手旁观的“看客”立场，换句话说：对于近代日本来说，不但天皇有负于“最后的武士”，而且一切没有从精神上参与和援助西乡隆盛起义的“旁观者”，都应该对历史抱有愧悔和负债的态度，今天的人们起码没有资格去嘲笑“失败者”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终于可以理解，竹内好为什么以及怎样树立起了一个终身“愧悔”的复仇的鲁迅形象，他为什么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文学的。竹内写道：对于那些历史上失败的革命者和革命——
在鲁迅那里，留下的却是一种触及到内心的影响。可以想象到，他终生都埋着一颗悔恨的种子，去之无术，只能日夜咀嚼着痛苦。他也想过亲自操刀复仇。他的没能复仇，是因为胆怯吗？不是的。因为他不想只图一时之快，而是决心付出终生的代价。即想当一个文学者。
上述阐释可能是独特而深刻的，但是，这种独特和深刻之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特定的日本武士伦理——义理（ぎり）。当直面忠与正义不可破解的难局的时候，要么怀着对这难局负债般的愧悔度日，要么以死来面对它——这也就是所谓“义理最难堪”。在这样的语境里，最没有觉悟、无可救药的人就是看不到、不敢直面这种人生难局，从而“负恩于历史与社会的人”。因此，如果不将竹内好的思想首先置于他所生活的日本文化的语境中，而是一下子就将他的思想普遍化——甚至将竹内思想一概理解为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那恐怕是既失去了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也失去了竹内好。
危机时代的精神状况
竹内好对于今天的最大意义是：他提示我们要将历史和现实理解为危机的结构，并且将思想投身于这种危机之中。但是，竹内好的局限却在于：他代表的处理和寻求危机出路的方式是不祥的，甚至是有害的。作为毕生倡导以批判的、主动的主体姿态介入社会危机的思想家，特别是作为战后“安保斗争”的一面旗帜，竹内氏的批判中缺乏的，恰恰是对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切实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和道德的义愤，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社会的分析，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竹内氏批判立场的浪漫和道德化色彩没有强化，而是弱化了他的思想力量。甚至在某些时候，当面对着思想的严峻矛盾和现实的两难选择，他的解决方式（超克）好像是义无反顾选择一端，如果选择错了或者失败，那就“自杀以谢天下”。——这与其说是“浪漫派”，不如说是武士伦理的鸵鸟政策。因此，竹内提供的出路并不是现代的。
明治维新以来面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无可避免地将日本分裂为高高在上的现代官僚社会和传统社会，城市市民社会和乡村小农社会，而这两个社会分别操着自己的语言。一方面是西洋的、先进的、时髦的语言在城市社会不断地流行着，布尔乔亚的语言与其说是基于日本自己的问题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对世界潮流的追随和模仿，从大正到昭和前期的“众声喧哗”，不过是丧失对日本问题的自觉性、丧失自己语言的“精神危机”的一个面相罢了。同时，在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危机的“另一个面相”，广大的日本农民、特别是小农，却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尤其意味着：他们在议会制度的无聊争吵中找不到自己的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意味着：在一个剧烈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小农被与其他社会阶级分隔开，形成了一个“阶级”，但由于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议会民主制”中却没有自己的“阶级位置”，从而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所以在这样的制度里它又不是或者“不算”一个“阶级”。
正因为小农没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它才需要皇帝做自己的代表，正因为小农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它只能选择“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
明治维新的主要成就是建立起了近代日本庞大的国家机器，它的主要构成是官僚与军队。明治十五年（一八八八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更将军队置于天皇的直接控制之下。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或者说是“小农”，在形式上的议会民主制中没有自己的代表的日本小农，当然需要天皇来代表自己，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反过来也给天皇赋予了巨大的力量。
在短命的“大正时代”，日本社会尽管笼罩在西洋自由民主的祥和氛围中，城市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乃至阅读大众、消费大众蓬勃成长，但是，当时的日本依然是农民占主体的国家，而大正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能代表广大的小农的利益。大正时代繁荣的背后存在的，其实是潜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由于经济危机的促发，就为天皇与军队的互相利用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七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盘，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新兴力量”的日本，陷入了严峻的动荡。由于世界市场对于日本纺织品、棉花和制造业需求的严重萎缩，以及日本当局为了迅速工业化而实行的压低粮价政策，盘剥农村，所以危机到来的时候，日本政府面临着城市失业和农村贫困的双重压力。
面对这一混乱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矛盾而暧昧的政策：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时代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压制社会民主运动、取缔日本共产党。——而恰恰是浜口这一左右不讨好的处理社会经济危机的方案，反过来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危机，他的政策导致的反乱将包括犬养首相在内的几个大臣的性命也赔了进去。
首先，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激化了政府与军队的矛盾。一九三○年，由于浜口内阁接受了“伦敦海军会议”要求日本将军舰控制在一定数量的决议，不但加剧了生活陷入贫困的农村出身的下层军人对政府的敌视，而且更进一步触怒了对削减军事预算大为不满的上层军人集团，结果，浜口本人被极右翼的下层军官刺成重伤。随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陆军绕过软弱无力的内阁，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正像日本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往往是由下层武士发动的一样，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依然是下层军官。由于出身农村的下层军人的家庭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成为牺牲品，使得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达到高潮。而由于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天然具有严重脱离下层劳动群众的精英倾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为当时的日本局势和世界局势提供有力的分析，更不能为下层民众提供理论与语言，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成为弥漫日本全社会的意识形态。
包括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潮和竹内好的“超克论”在内的思考，其实都是在这样急遽动荡的背景中展开的。而“昭和精神史”从马克思主义走向“日本主义”的不断倒向右翼化的“超克”过程，从语言上说，就是从“众声喧哗”走向“独语”和失语的过程，而其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从众声喧哗的“民主制”，走向天皇的《军人敕谕》和“军队的大礼服”和“战争的诗篇”。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和时代的精神史并非如“竹内好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是对现代的“超克”，是开创了新的思想时代的可能性。过分一点说，这种所谓“超克”，先是对西洋不成功的模仿，而后就是回归到了“日本主义”罢了。
竹内好说，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并没有侵略欧美，日本只是要夺回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而已。那么，日本是否侵略过中国呢？他更坦率地说，日本的知识界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而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近代的超克”表面上包涵着以“亚洲价值”批判欧美“现代性”的意义，背后则预设了一种亚洲结盟对抗西方霸权的假定——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哪个帝国主义列强曾经跟积弱积贫的中国结盟，真正扶助过中国呢？一个也没有，从来也没有。所有的不过是他们以亚洲和所谓“共同体”的名义奴役、侵略中国罢了。
同样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独立和复兴，不是依靠与任何国际势力“结盟”的方式，而是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浴血奋战、通过牺牲了千百万人的斗争而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列强都打过我们，希望与他们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与虎谋皮。
所以，在倡导“近代的超克”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所谓“近代的超克”，其真实历史背景就是“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为争夺亚洲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之所以先后得到英美两国的全力扶持，主要是出于牵制中俄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在《英日通商条约》签订后八天爆发的，日本其实是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之后才敢于公然挑衅中国。而随后的日俄战争的主要出资国，其实就是英国，单靠日本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战争。只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列强不允许日本独占亚洲利益之后，日本国内对西方的不满才甚嚣尘上，日本思想界在此条件下才兴起了“超克论”。
而只有把“超克论”放置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才能对当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说法保持必要的清醒，同时，也才能对中国独立自主、不结盟、不称霸的外交准则，产生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于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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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炎《读书》2006年第4期
历史曾一度被视为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建立真实叙述的学科，只有历史学家才有权对历史叙述进行解释和评判，宣布哪种历史为真理。但是影视传媒的兴起却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这种媒介用视觉形象来书写历史，历史影片和电视历史剧主导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欧美出现了一种电影类型——犹太大屠杀影片（Holocaust
Film），有大量作品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影视文化中成为经典的《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安妮的日记》、《撒谎的雅各布》等多部影片。作为一种历史题材片，它以“历史见证”为主旨话语，通过操纵大屠杀历史的象征符号以及生产影像神话，重新塑造了世界各地观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忆。如果我们要分析屠犹影片再现历史时，如何渗透了指向现实的意识形态，就有必要回顾一部早在一九六○年出产的好莱坞历史片，它为我们研究“犹太大屠杀影片”提供了索引，也为揭示影像背后意识形态的变迁，提供了“路线图”。
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在一九六○年执导了一部史诗巨片《出埃及记》（Exodus），这部影片在今天已成档案资料，在国内少有人看过，只有它的主题音乐曾被当作“外国名曲”，在八九十年代流行于大江南北。但一九六○年十二月全美上映该片时，美国观众曾被深深地吸引了，它还对美国中东问题的公共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与大屠杀受害者获救的故事，通过采用与美国西部片相似的风格，《出埃及记》给了以色列一个演出的角色，即让以色列戴上一顶象征性的“白色牛仔帽”，从而证明这个国家、它的领袖和人民，个个都是好汉。
一部电影如何可能改变美国公众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看法？这部影片又与“犹太大屠杀影片”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部根据里昂·尤里斯（Leon Uris）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长达三个半小时，主要情节根据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的真实故事改编。一艘艘载着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犹太难民船，频繁地驶向巴勒斯坦。但由于居住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大批犹太移民，英国托管当局严格控制入境，致使几万犹太难民被迫在塞浦路斯岛屿登陆，滞留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英国当局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