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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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象征遍地的时代。法西斯政府的一个巨大工程，便是通过大规模的“罗马诞辰”典礼和种种仪式，来确认现代意大利为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法西斯运动的核心象征，即是罗马时代代表权力和统一的“法西斯”——棒束和斧头。（“法西斯”在现代意大利文里意指“团体”或“棒束”。）墨索里尼曾专门委任一位考古学家来考证罗马时代法西斯的设计，并于一九二六年正式公布标准图案。其时，学校和政府机关已经开始向国旗行罗马礼，这个右臂向上直伸的抖擞动作，几年后进而取代握手寒暄，成为人们的见面礼；一九三八年，法西斯政府又颁定“罗马步”为自愿军游行时的正规步伐。繁复的仪式和庆典，四处弥漫的象征和符号，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严丝密缝地定义和组织起来。政治美感化的另一表现是对风格气质的注重：从衣着到言谈，法西斯时代的“新人”必须体现出新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最能体现法西斯人的外在风格的，是早期黑衫党的服装，在法西斯鼎盛时期，不仅妇女和儿童，就连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时都竞相以穿着黑衬衫为风流。如果黑衬衫是对布尔乔亚服饰的彻底否定，法西斯所倡导的语言简洁（包括消灭一个表示尊敬的人称代词！）则是对资产阶级繁文缛节的全面摒弃。这场文化运动所要实现的，便是把散漫多情的意大利人塑造成坚毅、果敢、有纪律、有信念的新人——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要慨叹，是何其难也！
这也是一个精神胜于物质的时代。与政治美感化相辅相成的，是经济生产的精神化。墨索里尼并不拒绝资本主义生产力，但对消费文化和以物质满足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幸福观嗤之以鼻，认为其带来的是奋斗精神的丧失。他所提倡并推行的“各阶级合作”体制，将经济运作伦理化、国家化，既希望以此避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弊端，又不想触及社会主义运动所关注的阶级斗争和冲突。各阶级合作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克服所谓“经济人”的无穷欲望。法西斯运动对消费文化的抵制，折射出欧美社会精英对现代社会的世俗性的批判；其策略之一，便是通过政府组织休闲活动，从旅游到体育，规定好人们的业余生活。一九三五年开始实行的“法西斯式星期六”便由此而生。
这最终是一个走向战争的时代。法西斯一方面把殖民扩张看成是帝国逻辑的合理延伸，是罗马帝国传人的应有权利，另一方面把现代意大利描绘成被强权凌辱的无产国家，饱受国联组织的欺压和不公。和强权国家的冲突，进一步演绎成善与恶的搏斗，获得了情节剧式的夸张和结局。（这也是一个崇尚戏剧的时代，不仅发明推广了走遍城乡的“流动剧场”，而且大力提倡歌剧——一九三八年大众文化部组织的“意大利之夏音乐节”竟上演了三百九十二场歌剧！）作为战争动员的一部分，法西斯政府还把祖国的概念同浪漫化的意大利乡土联系在一起，发起竞争性“小麦战役”来推动农业生产，号召人们热爱本土的面包。当英国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初通过国联谴责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图谋时，法西斯政府发出了全国动员令。在十月二日这天下午十五点，钟声警笛四起，人们停止手头的工作，走向街头，集体聆听墨索里尼的无线电演说：“我们祖国历史上一个神圣的时刻就要来临。两千万意大利人此刻正汇集在意大利所有的广场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雄壮的景观。两千万人同一颗心，同一个意志，同一个决定……无产的法西斯意大利……起来！……正义的吼声！胜利的吼声！”
至此，法拉斯卡…赞珀尼完成了对法西斯景观的描述，并画龙点睛地提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结盟给意大利带来的巨大灾难。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墨索里尼漫画化，而是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处处注意将法西斯运动放置在二十世纪初欧美社会所面临的文化、思想、政治和经济的复杂环境里。让人略感意犹未尽、甚至功亏一篑的，则是该书的结论部分匆匆将这一段历史经验总结为民主的不可或缺。墨索里尼的美感化政治，呼风唤雨的正是民主操作所必须面对的民意民情，而群众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以反民主性来给法西斯盖馆定论，实在不能解释本书所描写的许多现象，尤其是现代地缘政治里的国家利益。正像用民主无法解释，当今的超级大国为何能靠了民主的紧箍咒，发动一场又一场匪夷所思的侵略战争。更近一点，也说不清为何把民主选举制说得如此通情达理了，时评家又不得不回头，苦口婆心地劝谕选出来的领导人应该有品格。
二○○六年八月于洛杉矶
（Fascist Spectacle：The Aesthetics of Power in Mussolini’s Italy。Simonetta Falasca…Zampon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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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
目录
《史记》的命运
也说左图右史
走向历史现场
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
英国新左派的思想画像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
历史大隐隐于诗
我的心在先秦
被遗忘的诗歌史
逝去的杯与剑
谁写了摩西五经？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
惑的回声
蓝的马，绿的天空
瓦格纳的拜罗伊特
从《蓝》到《百年孤独》
遥看牵牛织女星
谈《红》说“李”双飞翼
“肉食者”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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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命运
□胡宝国《读书》2006年第2期
《史记》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较早的时期，它的命运却并非如此。东汉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当然，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我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说：“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现代史学是以解释为主，以叙述为辅；而古代史学则是以叙述为主，以解释为辅。”当时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史书中“史论”部分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古人、今人对《史记》的评价问题，这段话同样有用。萧统《文选》序称史书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既然史书主要就是“记事”、“叙事”，那么其中文字表达如何、事情叙述得是否真实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优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汉晋人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在强调这两个方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按此，在“文”与“事”之外，史书还涉及到“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义”呢？简单地说，所谓“义”就是指通过“奖善惩恶”，从而使得“乱臣贼子惧”。这是孔子改编《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总之，“事”、“文”、“义”三项是古代史学评论最关注的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汉唐人对《史记》为何评价不高了。按当时人看，《史记》在“事”的方面尽管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后的史学发展状况。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写出来。在解释重于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议论却不可能受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寻源，大约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着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后的变化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宋以后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体裁的变化。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成《通典》后，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后，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