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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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谈到读诗，我记得严力跟您的一个访谈里，您说起当时很多欧洲知识分子都在读布罗茨基的诗。他是犹太人，喜欢奥登的诗，去了美国之后很快进入美国最好的诗人圈子，和米沃什、沃尔科特等人有交往。他的诗对中国年轻诗人影响很大，在俄罗斯文学圈子里有人认为布罗茨基是在用俄语写英语诗。语言载体是俄语，神韵、风骨却是英式或美式味道。比如他有一首《科德角摇篮曲》，写鳕鱼，就是用可口可乐的节奏，一种易拉罐式的流行时尚节奏。俄语诗有乡村的、抒情的、感人的一面，英诗则趋向于冷静、智性。他把多种文化元素综合起来。
　　马：徐志摩用中文写英语诗。　
　　欧阳：穆旦也是。　
　　马：闻一多创造了新的节奏，非常美丽。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欧阳：“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马：你知道这里面有二十年代革命诗的意味，《死水》描写的是一九二七年可怕的中国社会的困境。闻一多不仅写格律诗，他的自由诗也写得非常好。他的《死水》集子里有两首诗，一首叫《天安门》，一首叫《飞毛腿》。他这两首诗里头用的那种非常纯粹的北京土话的节奏实在是了不起的。　

　　欧阳：闻一多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诗人。我想从布罗茨基再说到米沃什，他使用波兰语写作，那是他的母语，他在一首诗里写到波兰语是一种被败坏了的语言，从冷战的语境看，他认为波兰语是告密者的语言、政党的语言、暴力和专制的语言，但又是他的母语，是诗的语言，对此他感到很矛盾。定居美国后他接受西方的影响，把英语带入母语混用。他属于东欧文化阵营，但俄罗斯文化、波兰文化也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一定要写曹乃谦那样的乡村，不需要营造异国情调。中国文化不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如果我们像布罗茨基和米沃什那样写作，情况还会一样吗？换句话说，如果米沃什和布罗茨基是中国诗人，我怀疑他们能够成为在东西方都得到广泛认可的全球性诗人。　

　　马：肯定会有好的翻译家找到他们。　
　　欧阳：能否谈谈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感受？　
　　马：我对宋词很感兴趣，最好的填词诗人是辛弃疾。不得了。　
　　欧阳：他的东西不好翻译吧。　
　　马：我翻译了一些。我研究词的格律时，完全不靠工具书，我情愿从词的内在的结构把词的格律和节奏找出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欧阳：午餐时您对我说起今年秋天要去北京？　
　　马：我要去帮助我的老友李之义把我写的《高本汉传》译成中文。那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五百六十页，瑞典学院要我写的，学院每年出一个著名学者或作家的传记。我用半年的功夫收集资料，一年的工夫写成。写得很细，从他曾祖父到他的小学、中学时代，初中时他就已经把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比老教授、翻译家翻得好得多。　

　　欧阳：我买过高本汉教授一本被译成中文的厚厚的大开本书，里面对中国古汉语研究得非常深入。我写过一个剧本，里面还引用了他考证过的一个古音公案：顾炎武说“家”字在古音里应该读作“姑”，王力则认为读错了。中国古诗词，文本的书写和声音不一致，有些发音已经消失了。高本汉注意到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古本韵的痕迹了，全浊声母和舌叶音全部消失，娘母并入泥母，影母并入喻母。现代汉语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中文，高本汉先生的古音研究也从发音的角度证实了汉语和中文之间的巨大历史性差异。　

　　马：我去年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关于词的格律。我用宋末的语音给他们朗诵李清照的《如梦令》，噢，他们非常喜欢。我原来是搞历史音韵学的，可以用古音读诗。讲闽南话的人感觉很亲切。　

　　欧阳：现在普通话里没有入声了，入声字中的复辅音已经几百年不发，嗓子的生理构造都起了变化，发不出那样的音了。我是诗人，对母语的声学史有些兴趣，这多少与我们的写作相关。我们这代中国诗人的困惑是，古汉语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但跟我们现代的文学有些脱节了。汉语的古典诗词作为文化遗产、文化资源很难直接反映在我们当代诗人的写作里。《今天》最近几年发起过几个很有意义的讨论，一个讨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还有一个讨论汉语性怎么在全球化的当下语境里得以保存和延续，得以重新获得生命力和创造力。　

　　马：我发现台湾学生读古代汉语太少了，大陆也是如此。香港的中文大学要把英文当作教学语言。你们应该由一个非常好的人选来编一部教科书，从先秦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像《左传》、《诗经》、《国语》、《庄子》，到汉朝、南北朝、唐宋的优秀作品。左边是古文，右边是译得很好的现代文。我一九四六年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第一个课本就是《左传》。读完之后，读《庄子》，直接读原文。我们跟高本汉说能不能选点近代的，你猜他选的什么？《好逑传》。　

　　欧阳：明末的话本。　
　　马：哈哈，这就是最新式的了。　
　　欧阳：那您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大学毕业以后了？　
　　马：对，大学以后。一九六五年以后我开始大量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东西，但我的心在先秦。《左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我写过一篇文章解释《左传》里的口语，就是那时候的普通话。如果用上古音把《左传》读出来，懂古音的人完全可以领会。　

　　欧阳：您这么评价《左传》，我一定去读读。　
　　马：荀子也不错，是中国第一个散文家。孟子没有散文的味儿了。　
　　欧阳：那您现在还读先秦文学吗？　
　　马：十几年前我得过结石，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我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读，就减轻一些……　
　　欧阳：哈哈，看来《庄子》具有治疗效果。我对您刚才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您说“我的心在先秦”。　
　　马：我有空就会看看《左传》。　
　　欧阳：汉语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乡愁。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和八十二岁的欧洲汉学家您，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汉语。这真让人感动。　
　　马：是的。　
　　欧阳：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还在抓住我们的心。现当代文学中真正能抓住人的心灵，能把心灵带到深处的东西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今天》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如果文学和心灵、和周围世界的真实境况不发生关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无论您的翻译或者研究，还是我们这些诗人从事写作，共同的方向就是除了保留文学的语言魅力，除了追求自由，还要保留人性。　

　　马：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后，美国圣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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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锋《读书》2006年第11期
　
　　　很多学者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即传统诗歌的缺席。似乎历史悠久的中国诗歌传统在“五四”以后突然中断，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西方诗歌移植而来的“新诗”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古典诗歌，成为文学的正宗。事实上，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律诗、绝句、乐府、古风等——进行的创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仍然相当活跃，佳作纷呈，名家辈出。然而，在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的驱使下，进化论式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史家乃至一般读者的思维定式。于是被新文学史家命名为“旧体诗”的传统诗歌，被抹杀了存在的合法性和艺术价值，遭到新文艺和文学史的排斥。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旧体诗歌合理的地位。即使是专门研究近代诗者，研究视野也多止于诗界革命派与南社，对民国以后的旧体诗则视而不见。延续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处于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吗？　


　　在这种状况下，胡迎建先生穷十年之力撰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清晰勾勒了这一时期旧体诗发展高峰—低谷—复兴的曲折历程，告诉世人中国传统诗歌不仅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消亡，而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理性与真理的探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它使我们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原来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拥有徐志摩、冯至、戴望舒的新体诗歌，还有如此丰富的旧体诗歌；在旧体诗人群中，除了毛泽东、鲁迅等因个人政治、文化声望而闻名的诗人外，还有陈三立、柳亚子、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马一孚等众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杰出诗人。在这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实，新文学作家早已承认，“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著者的结论是，“新、旧体诗实际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那么，为什么外来的诗歌形式取代了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外来的诗歌形式，真的能够取代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吗？　

　　令人迷惑的是，旧体诗歌文学地位的丧失，新诗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位旧体诗人。一位是新文学的创始人鲁迅。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另一位是新中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毛泽东，他在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创刊号，一九五七年）由于鲁迅、毛泽东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领袖地位，“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这样原本是一己之见的观点被视为官方的、历史的定论，成为不易之论。这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观点，现代旧体诗人已经用他们的杰出创作给出了答案。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用诗歌表达新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因此诗歌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现代旧体诗固然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作品，但其艺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我看来，现代旧体诗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唐、宋，而高于元、明，大体与清诗持平，至少它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至于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观点，其实质是认为旧体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难以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胡适曾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从近代以来，旧体诗歌就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旧体诗现代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霸气书库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郁达夫、陈寅恪等诗人笔下表达的已完全是现代的思想与情感。甚至比这些人更早一些的被许多人视为“遗老遗少”的同光体诗歌，在诗境的创造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可以说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民族国家观念、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这些现代思想题材已与旧体诗完全融合在一起，部分作品甚至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当然，旧体诗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诗歌语言、用韵、新意境的创造等等。但现代以来众多诗家孜孜以求，毕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即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极端疯狂的文化摧残后，旧体诗仍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新诗因远离诗性，而日益被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抛弃的今天，旧体诗仍然拥有众多创作群体。因此尽管诗歌已不是现代人日常阅读的中心，但它的未来仍然是值得期许的。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体例的限制，《民国旧体诗史稿》主要以流派、党派，或者以地域划分诗歌群体，对众多诗人的旧体诗做条分缕析的论述。而对旧体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虽时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仍有所不足。同时，将研究视野仅及于民国三十八年，未免令人觉得尚不足以窥见百年来旧体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还缺乏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
　　　　（《　民国旧体诗史稿　》胡迎建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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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薇薇《读书》2006年第3期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三联书店二○○三年版，以下简称《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述了一个流传于古代欧洲凯尔特人（Keltoi）的历史神话故事——亚瑟王传奇。凯尔特民族在历史上曾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包括不列颠岛（今英国）。据大量史料考证，亚瑟王曾是不列颠王，并是五、六世纪之交率领不列颠人抵抗日耳曼侵略者的统帅，他在英国历史上深孚众望并被广为称颂。　

　　《玻》的叙事，运用了时空剪切式的蒙太奇手法。一方面，作者冯象利用自己在英伦的便捷，亲临“三千年不列颠”的故地，亚瑟王故事或曾发生的纪念地：格拉斯顿伯利（玻璃岛）、古寺等威尔士遗址和博物馆，而《王公史鉴》、手描的阿芙蓉地图、摩帝纳拱门上的石雕，更佐证了这样一段历史。书中五十多幅精美的图片、照片，或提供给读者以历史的讯息，或传达了古不列颠的风情状物，无不给中国人的水墨审美一种直观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作者利用“从现代回到过去”的方法，讲述这段心理路程中的历史：从法国一位博学的伯爵讲述圣杯故事开始追溯亚瑟王时代的英雄故事，从“格洛”酒吧邂逅女巫和建筑师讲述宁薇和墨林的故事，从学生李尔王及其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址“伊莲”讲起郎士洛骑士和白伊莲的故事，从“文革”时期余老大对女演员铁梅的暗恋讲到哀生与玉色尔的药酒，从画家的一幅被绿颜料弄脏的画联想起加文与绿骑士的决斗，从作者自己“上山下乡”时读到的英语教程中的“亚瑟王”到真正地系统考察历史上的Arthur……当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从过去寻找现在、阐释现代。所以，在书的每个章节里，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时空的出入与互证。　

　　圣杯，是这部书的一个楔子，也是亚瑟王传奇的一条线索。圣杯　（Holy　Grail），即盛耶稣血的酒盅。“见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