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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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想录》中，巴金仍然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以文学名家的人，我想他并非矫情，他看重的不是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而是思想史价值，是自己的《随想录》在“文革”后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起到什么作用，在读者中起什么作用。《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大陆纷纷转载，读者反响热烈，这是巴金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以作者身份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他既要维持这种轰动又要尽量延长它，因为他看到《随想录》揭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有必要扩大文本的影响，在轰动之后再将其经典化，使之成为一部不断提醒公众的“枕边书”。可以这样说，《随想录》的写作、发表、传播、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巴金期待的是挟带他的《随想录》进入思想史文化史，而文学史的评价定位对他而言或许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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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读书》2006年第12期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
它总是难合时宜。二十周年时就有了这个念头，但那时毫无谈论这个题目的条件。那只是一种蛮横的压力，逼迫的气氛在强人所难。那么我拒绝，我想，谈论它需要真正的畅所欲言。耐心等着时过境迁，我悄悄地做着准备。
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
二十年过去以后，三十年也过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还是没有期望的气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着这个题目，它宛如一个阴影或一个牙齿，啮咬着我的内里，使我觉得心事未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似乎是我的一个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这是一笔作家的负债，不写了它，我不能获得安宁。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我决心把它写掉。看来它永远也难逃不合时宜的宿命，而我也没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过长的腹稿时间，造成了思想的复杂。时至今天，我要写的已经和二十周年时大大不同了；已经有了更多的问题加入，同时事情也变得简单，其实要说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滩地破败不堪，工业驱赶了乡村，满目一望荒芜。“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桥附近的一个坡岗上。在一边，紧紧毗连着这片墓地的，都说就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我想纪念的遇罗克，大概就是在这里，被一颗枪弹击碎了头颅。
已经记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还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记得那时街头驶过的宣传车上，涂着打倒反动的《出身论》的标语。接着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了那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是他们是另一派的敌方，属于压迫老红卫兵的思潮。
今天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借口，对人实行分类、歧视甚至压迫的时代。但当事者喜欢拘泥有利自己的细节；以家庭出身把人划分三六九等的种姓狂热，只不过横行了两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已是一派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怒潮。到了那个冬天，曾经骄横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狱，中央“文革”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做了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他的死，其实不是在血统论横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统论如过街老鼠处处被围追堵截的时候，突兀地发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
在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假思索。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但当时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是怎样的依附权势的一翼。我们全然没有发现，唯独自己投身的它，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
当然这都是今天说出的话。而昨天，跻身这一翼会有舒适的快感。哪怕在讲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体制的快感是实惠的；即便少年的我们，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这些。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也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
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一本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的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子，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子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地走来，真地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地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虚伪的赞美。有时候，思想的试练，即便对死者也不会放过。这是一个有点苛刻、但饶有深味的话题。不止一次，每当念头集结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会走到哪一边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没有再面对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拷问。然而继他而来的人必须正视这些，因为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他反对的特权与歧视，会不断地变幻旧貌新颜。我们想念着以前的他，选择的却是纷杂眼前的路。
记不清多少次和旧日的朋友谈到过他。我试探他们对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心怀负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该对他感到更多的责任。但是人大多习惯了活得轻松，一如他们也并不觉得应该对巴勒斯坦的受难、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国、对伊朗的遭受威胁忧心忡忡。他们不同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教训之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正如他们不同意——新帝国主义的世界控制战略与阴暗的他人歧视思想互为表里；他们反对——今天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原则。
遇罗克会怎样分析每天流过电视屏幕的、严峻而恐怖的现实呢？他会怎样坚持自己抗议歧视的思想呢？我们无权这样追问死者。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对民主本质的追究。强加给人类的不尽的艰辛和流血，要求着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惯了一些所谓斗士，从民主的火线突围，却钻进了帝国主义的裤裆。尽管历史已几度周折，帝国主义已几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们却依然老经旧调，既没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没有反省自己的生存——由于他们系前途命运于帝国主义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启蒙，被启蒙的本质否定了。他们呼天抢地扮演的悲怆角色，已经变质为帝国主义正当性的注解。
遇罗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易察觉、但是区别巨大的不同。我以为这一强调是重要的：遇罗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议对人的歧视。回味这种色彩和立场，它悲哀而坚硬，它属于漆黑的下九流，无缘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写过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践踏污泥的、卑贱一族的争辩书。这种归属，本质上反叛着上述的“豢养”，甚至与强势的世界不能共语。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可能养育一种深刻的尊严，也可能导致更可悲的下贱。对他的思想所处立场的留意，使得我总想窥见他的来世。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杀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每年几次，凡是去卢沟桥墓地的时候，我总是顺着老人的指点，试图寻找那个地点。隔着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着一条土路，据说就是枪毙犯人的刑场。他是倒在这里么？他是被打在头部么？忙着自家的扫墓，想着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过异样的感觉。距离危险和残酷居然这么近，这不能不使人联想怪异。
无论如何，他的故事所挟带的血腥，使追随的人心怀紧张。卢沟桥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险而困难。我们是在空隙宽阔的时代，重温他的遗产、并决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视似乎远远淡去了，也可能正乌云般啸聚，加紧其全球化的过程。比起他，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拥簇。不过这不是一个非要劳神的题目；道路自会引领着人前行，弱者和英雄，当他们在走向卢沟桥的时分，结果会相差得很少。
仅以这篇小文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写于二○○六年初秋
返回目录时代的献祭
□杨立华《读书》2006年第7期
魏元帝景元三年，嵇康为司马昭所杀。一个被他的时代奉上神坛的人，最终成了时代的祭品。
对于嵇康，《晋书》有这样的描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可以说，几乎在不经意间，嵇康就拥有了魏晋士人所企羡的一切。然而，这也成了他的心结所在：一个熟知庄子“材与不材”之辨的人，却又不得不一步步走近其郊祭牺牛的命运，其心境可想而知。
将魏晋时代视为“人的自觉”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错觉，在我看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集所有社会优势于一身的人群恣意展示自身的时代。整部《世说新语》就像一本时尚杂志，机敏而轻佻，里面记载的各种脑筋急转弯似的“名通”，与我们今天酒桌和短信上流通的段子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说魏晋士人有所谓“自觉”的话，那也是对流言的某种“现代传媒功能”的自觉。《晋书·王导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为例证：
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遂踊贵。
此种自觉意识，也使得魏晋士人的行为风格中“
